太平天国时期新会红巾军的起义

本书为新会修志会编撰的太平天国时期新会红巾军起义史料初稿，1959年油印本，据前言“特先将它油印出来，送给你们”，可知为征求意见稿，拟将来编入新志。全书目录分三部分：一、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新会社会，含差役特务集团的残酷统治、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骄奢淫逸、地租的严重剥削和手工业纷纷破产；二、红巾军的斗争情况，含天地会的组织和红巾军起义、围城前夕、攻城纪实；三、解围以后，含都会、江门的涪城和东北、西南两公司的成立、红巾军的继续斗争、解围后的苦难。

正文首先叙述1850年7月太平天国武装起义，代表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竖起反对满清封建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旗帜；起义初期洪秀全与南方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合作，南方各地天地会党徒纷纷响应。1854年5月广东以陈开、李文茂为首的天地会领袖在东莞、佛山、广州等地举行武装起义，新会天地会领袖陈松年、吕瑞俊也起兵响应。书中认为这次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势力，吸引住清廷在广东的军力使其无法北调，实际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虽然后来在满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联合镇压下先后失败，但加深了广大群众对满清王朝的憎恨，也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貌。

正文第一部分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新会社会。新会地处广东西江下流，为开平、鹤山、台山、恩平四县交通咽喉，西下控制高、雷，东北接近广州，南归大海；自宋末至明代以后沙田渐积，民物兴庶，商业、文化都很发达。清代初期全县钱粮征粮年达白民30,000多两、大米8,350石，与南海、番禺、香山、顺德、东莞同称六大县。书中引乡土志“土地之广，人民之殷，甲于全省”及“洞天福地”之说，指出所谓“洞天福地”就是做官的把新会看作贪污舞弊、发财致富的理想地方。县治行政组织庞大，单是直接与人民发生关系的皂、马、民、壮等差役编制上就有106名。书中以1828年5月新会“毁差房”案件为例，揭露差房头目郑世瑜绰号“通战虎”、其子郑遐泽称“小霸王”，差役职业在郑家成了世袭，树立党朋形成庞大差役特务集团，“凡输金而入其宅者，名曰烧纸，便以公权相呼；顾效力而听其命者，名曰耿郎，即以死生为鉴”，受害不知几何年、几何人。他们还暗中设立特务机构，在县衙对面建造几座“门源几重，洞连做至”的武庙、蕴商、关帝庙等，外表供奉神灵和差役休息之所，实则内部是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分为“八区”“三房”；全县行政无论什么命令都经过他们手里执行，借势横行、贪赃枉法。书中还分析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骄奢淫逸，引近人王瑛《太平天国前夕》所述全国土地集中情况，并列举新会以洋商起家的潮连人重视恒一家从嘉庆年间起以买办姿态出现，家财聚敛已达四五百万两，除享有操纵广东经济的洋行十三家之一的广利外，在本县和中山田连阡陌，以“杀义举”名堂捐出的田就有一千五百余亩；五福里陈氏、何家大宅何氏、前城黄氏、塞箐口农民等商业资本家也都把剥削暴利资金转移到土地上。书中还描述地主园林第宅、奢靡生活，如北门北园、五桂里花园、南区田心巷东园等，至今还可依稀见到遗坏。同时指出另一方广大人民缺衣少食，自18世纪90年代起新会不断发生灾荒，1767年、1768年、1769年连年灾荒，嘉庆以后1797年、1803年、1804年、1806年、1809年、1810年、1812年、1813年都是创重的年代，嘉庆纪元不过二十五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正文第二部分叙述天地会的组织和红巾军起义。天地会或称三合会、三点会，相传明亡之后明诸遗老以复兴运动一时未能实现，于是创立这种带有宗教性的社会，进行秘密结合，暗自寄托排满复明宗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会徒已遍布南中国和台湾以及南洋各地，进行不断反清斗争。1817年广州三合会起义失败牺牲就有二千余人；新会于1802年时即见有所谓“会匪”出现，县令宋如梅一闻“会匪”在沙堆、古井等乡活动，便下令“各堡立乡勇，修闸栅，城内绅士昼夜捻值，督率乡勇分巡街道，并搜各乡寓馆”。书中详述天地会组织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以“同生共死，为一家，讨灭胡虏，恢复大明”为最重要；首领称“大元帅”或“总理”，其次称“香主”或“二哥”，第三称“白扇”或“先生”，第四称“先锋”，第五称“红虎”，普通会员通称“草鞋”；入会后不论社会地位，入会先的叫“老马”，入会后的叫“少马”，不分主仆、不分尊卑，一律以兄弟相称。书中认为天地会“与其说是宗教迷信的集会结社，毋宁说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巧妙利用宗教形式推行平等思想，对工农群众给予特殊形式的革命教育和革命组织。广东天地会起义前分为四大堂口：珠江三角洲一带属洪顺堂，以陈开、李文茂等为领袖；东北江一带属洪义堂，以何六、卢昌等为领袖；西北江一带以陈金刚、卢伟等为领袖，称洪兴堂；西江一带以梁培友、区润等为领袖，称洪德堂。基本群众以农民和城市手工业工人为主，也吸收不少失志知识分子、失业游民、差役等，社会基础极为广泛。1854年5月13日何六首先在东莞石龙圩率领皮鞋、油粉、棉花各行业工人举起反清义旗，接着广东各地红巾军起义爆发；6月11日陈开、李文茂在佛山率领琼花会馆梨园子弟和手工业工人祭旗誓师，号召讨灭胡虏。广州红巾军以陈开、李文茂队伍最强大，各地推他们为领袖，陈开称大宁王上将军，李文茂称副上将军，何六、陈金刚、梁培友等称大将军，其余或称元帅、都督、总统、先锋、军师、司马等；参加起义的人一律蓄装而服，改换明装，军队以红巾包头，故曰红巾军，或称洪兵、红兵。

正文还叙述新会天地会自1802年开始活动，1804年党徒梁修平、廖宣武等在震下国坑地方对地主武装展开规模较大攻击，因力量薄弱不久在地主武装联合围攻下梁修平等二十八人失败牺牲；道光中期天地会党徒又在新会东北各乡活动，地主豪绅不得不用武装沙船护耕。道光咸丰间新会天地会以陈松年、吕瑞俊为首，陈松年潮连巷头人，起义时年四十余，眇一目，精技击，设武馆于江门；吕瑞俊又名金镛，江门范罗冈人，监生出身，年五十余，充江门六案吏目；他们在江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素为侪辈所服”。何六东莞起义消息传来后，江门地主豪绅还企图利用陈松年领导的天地会为他们作保护，陈、吕等人以起义条件未成熟详为答应，天地会在江门无形中取得公开地位；举办团练时陈松年又充“练目”，江门武装组织便完全掌握在天地会手上，加上受资本家控制压迫的渔民也是天地会基本队伍，停泊江门渔船经常不下百艘，船坚炮利，天地会在江门武装实力更加雄厚。7月初七日杜阮乡会党与冯坤红巾军取得联系后立刻举起红旗，初八日陈松年和吕瑞俊也在江门狗山响起反战斗争号角，新会全部红巾军大规模投入反战斗争；江门各官吏张景堂等闻风潜逃，红巾军不费一兵一卒便于7月初日全部占领江门，以狼山为根据地称壮营，陈松年称大元帅，吕瑞俊称北营大元帅；四乡会党纷纷响应，陈协槐称南营大元帅，梅冈苏黑虎称西方大元帅，七堡李女称羊城平靖三王命，梅冈苏应龙称平靖东君，北洋林洋、张芮英选称大泽左右营大元帅，其余各乡首领或称元帅、都督、将军，都有自己的称号；附城四周五福里、泗冲、大整、沪湾、紫竹里、帝临堂、西整、德滋里、东关顶、花桥亭等里坊也都有会党领导率领起义群众举旗誓师。全县各乡村除少数如三江、凌冲、龙泉等村还在地主豪绅把持下未树红旗外，几乎整个新会农村处处树起红旗，欢呼腾涌。

正文第三部分“攻城纪实”叙述陈松年、吕瑞俊在江门起义后积极准备进攻会城。会城是广州通西南的交通要道，占有它可与西南各地红巾军联成一气，控制高、雷、廉三州，因此进攻会城在全省红巾军战略上有重要意义。7月15日黎明，陈松年、吕瑞俊亲自指挥攻城大军直下会城，红巾军军容甚壮，旌旗鼓乐漫山遍野，由都会席旄而来，首先占领会城东北的大马山、猪山等处，直趋东门，冒矢石炮火竖起云梯攻城；随后分兵攻北门，清军分兵迂战，自早上战至正午更番迭攻，后来红巾军兵船被阻于防城河外，鏖战竟日相持不下。此后红巾军连夜在茅山修筑炮台，发大炮轰击清军马山炮位，把清军大炮打成哑巴，连窝铺也打得无一寸完壁；各乡会集前来的红巾军人数更多，约定夜攻城，入夜后黑云满天、倾盆大雨、电闪雷鸣、风狂雨骤，红巾军英勇夜袭掩至城下，城上清军灯烛不能燃，一时炮声大响、四门弹下如雨；红巾军潜至惠民门城下正用云梯扒进，忽然雷电交作，行动为电光照射被清军发现目标，城上矢石火器齐发，攻势受挫；红巾军又于象山麓大王庙下掘地道攻城，因大雨不止火药湿灭未能爆破城墙，但城上清军已伤亡累累。经过几天战斗清军力量消耗不少，县令陈应聘和局绅等责成各坊各堡和居城何、莫、谭、贵等大姓限期筹军饷、召募兵勇，并须保证这些兵勇和天地会党徒没有往来；各大姓只好拉了地痞和烂崽来充当，这些人根本没有战斗意志。红巾军经过几日主力向东、西、北三门攻击，原以为这些城门布置了内应旦夕可下，但城内官绅督益严，负责内应的党徒无法行事；红巾军分析情况后从20日起把主力转移到城南一带，于西门、耀山、池内大佛三处炮台和猪山方面增添大炮，会城四面全在红巾军炮火控制之下。7月22日红巾军派苏英龙会同七堡、三村等会群众潜袭崖门炮台，总兵张兆鹏闻讯不战而逃，红巾军顺利缴获炮台里所有重炮；九江老孙福部、鹤山沙坪冯坤部都赶到会城，冯坤队伍旗帜鲜丽、军容齐肃、战斗力很强。从22日起红巾军连续进攻四大城门和政门、泗水门、蟒口一带；23日战况更烈，冯坤亲自部署战斗，以疑兵攻西山、象山、蟒口等处，而以主力集中攻击泗水、知政两门，冯坤亲临前线立马于猪山上边指挥，红巾军四山皆满、呼声震天、到处发炮攻击；河面方面前锋数百纷纷负云梯渡河，登险附城张王庙瓦凸叠山架大炮向城内轰击，两军相距不过两三丈，红巾军复放掷火箭、火晃，一时烟火弥漫清军失措；另一路红巾军用云梯攻泗水门正要冲入城内，清军残酷地强驱妇女上前助战以人身抵禦炮火，红巾军为减少群众伤亡攻势不得不暂时遏止。这一战役为攻城以来最剧烈的一次，也给清军以致命打击。清军为急欲解围屡次派人潜至城外一些未竖红旗的乡村如三江、沙实、凌冲等处求援，但地主们眼看红巾军势力强大都不敢妄动。红巾军虽然一时攻城未下，但上下充满乐观和胜利信心，大营每个士兵每天给米二升、饷钱三十文，士饱马腾、个个欲战；他们屡向紧闭城门的清军挑战，在清军高挂免战牌的日子里载歌载舞、袒臂游行，“日焚爆竹、唱金鼓以为乐”，佯作无备以防清军；清军始终不敢明目张胆出击，有时偶在夜间偷袭也被红巾军随时击溃狼狈窜回城中。红巾军为减少攻坚伤亡改用围困投降办法，每隔三四天派遣小股队伍轮流进攻，以“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战术围困敌人。到闰7月初旬围城已达四十多天，城内一般居民粮食缺乏，“盐贵于肉，肉贵于玉”，贫户有饿死，幸而没有死的只有挖松花、草根、木皮、树叶和熏蛇鼠以充饥；清军粮食也开始缺乏，清县令陈应聘下令查封逃难富户房屋财产并勒迫其家人通知户主出钱赎屋。城中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余次，战争中死亡和饿死的人数丛叠于象山南麓有如小山，病死饿死的小孩也没收殓，大家弃之河内，由于水闸紧闭只有在五显冲、水关头的小河里漂浮。红巾军为减少人民受战争痛苦屡次以箭书射入城内劝清军投降，声明只交出几个顽固武弁，地主、劣绅只须捐助军饷都可以不究罪行，但陈应聘和那班地主劣绅至死不悟，反而用残酷高压手段尽驱城中男女不分老少每天冒着枪林弹雨四处修筑城墙以图死守。闰7月下旬红巾军得到清军援兵情报，估计清军来援必由广州内河先到北街再入江门，于是在北街河口增筑防御炮台，并把一些攻城大炮和一部军队调回北街、江门一带防守；不料清军诡计多端，以大船七八十艘载三千多援军出澳门、逾香山绕道行了十余天，一路竖红旗避免沿途红巾军耳目，至8月初9日由香山界窜入县境滁州登岸；清军过完坑时三江反动地主闻讯恭候迎接，12日清军由银洲湖入沿港口，海中红巾军兵船四五艘见船竖红旗满以为自己的队伍支援，一时喜色相迎毫无准备，清军乘势近袭，红巾军纷纷下水逃遁，沿滁口炮台守军也不知戒备，清军大船逼近已措手不及，炮台被夺；13日清军分兵两路，一路从外冈登陆直至沙堤，一路仍以兵船渡水路趋西整；14日黎明红巾军西整炮台开炮迎击，互相炮战逾四小时，终因众寡悬殊炮台被清军攻陷；登陆的一支清军由于总王显率领已掩至沙堤桥，城西红巾军不虞清军背后骤至，炮位一时不及转移，仓卒间炮械被夺；清军跟着占领牛山、雁山、鹅山等地，甚至全副炮击营纵火；红巾军不及并阵迎战，大云山炮台也被清军占领，西北退路已断，红巾军不得不从东南一带撤退；城内清军因屡次被红巾军击丧了胆仍不敢出击，红巾军遂很快撤到安全地点，东北两门外的红巾军也自动向江门退却。计自7月15日开始围城历官7月至8月14日，红巾军围城一共60天。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