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本书为《中国近代史丛书》之一种，由《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第1版、1972年7月第1次印刷，32开，2.375印张，46,200字，定价0.13元，书号11·1·204。书前有毛主席语录两段：一段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另一段述“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书前另有编写说明，说明为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而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近代史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编写组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目录共九章：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二、康有为最初的活动；三、走向政治改良运动；四、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五、死抱住一个皇帝；六、围绕着保国会的斗争；七、一百零三天的新政；八、顽固派发动政变；九、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正文第一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说明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也叫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尖锐矛盾下产生的；那时中国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打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中法战争，又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或十几年资本主义侵略者就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把独立中国变为由它们宰割的半殖民地；英、法、美、沙俄、德和后起日本等一个一个闯进中国，凭借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又侵占中国周围邻邦作为基地，把魔爪伸入中国边疆，从海上到陆上、从东北到西南形成大包围圈；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它们在“利益均沾”借口下争先恐后在中国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设银行、争夺贷款、大量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并纷纷强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这种无止境侵略加深中国社会矛盾，激起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太平天国革命虽被清朝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下去，但中国人民反抗没有一天停止；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此伏彼起的群众斗争；到九十年代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长江流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掀起反洋教斗争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滔天罪行，英勇抗击清军围剿，影响到三十多个州县，标志着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向更大规模发展。在严重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震惊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到中法战争后的八十年代已逐步汇合成为一股怯懦的改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产生而出现，七八十年代沿海各省先后开办五十个左右近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开始感到光凭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旧学问已不能适应新环境，想从中挣扎出来探讨现实政治经济问题，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方案，以实现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他们不甘心帝国主义奴役，要求自强，也耽心清朝政府将被日益扩大的群众反抗风暴淹没，主张通过革新把它拯救出来；这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刚以新的姿态出场，在忠诚救国宣言下就掩盖着麻痹人民和欺骗人民的作用。向西方学习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课题，但那时中国人能到外国直接接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和留学生，国内知识界西学来源除得自这极少数人辗转传闻外，主要依靠：一、1862年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也译述一些以“公法”为主的外国书；二、1865年洋务派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述洋务工业必需技术知识，也有少量政法方面书；三、为侵略需要窜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出版书报散布麻痹中国人民的“基督文明”，1887年英美传教士在上海设立广学会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化侵略机构，发行《万国公报》，出版一百多种书，主要是宗教书，也有一些从殖民主义要求出发的政法、历史书。在改良主义思想酝酿过程中最早较明显提出这种主张的是广东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首倡者，自称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回国后到太平天国访问向洪仁玕提出革新意见，六十年代又多次向洋务派官僚兜售改良建议；其后较有名者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前后写书、写文章发挥变法言论，在知识界形成为一股缓慢思潮；这些人属于统治阶级中下层，大都同洋务派官僚有很深关系，也同外国传教士有密切来往，但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以抵制资本主义侵略，认为洋务派专搞“制造”只是西学皮毛，对当时社会政治多少采取一点批评态度。如郑观应早年放弃读书赶考道路投入商界，为洋务派经办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一类企业，是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自称“触景伤时，略陈利弊”，1862年出版《救时揭要》，1871年增删为《易言》，1893年又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发行，前后经过三十年才完成的《盛世危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书，反映甲午战争前改良主义思潮全貌，基本上概括那个时期这批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在贫乏和饥荒的知识界中还流行这部书。他们在这一类书中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相信“穷则变，变则通”道理，但只能由渐而变、一点一滴地变，不能变得太猛太急；他们相信事物是变的，这一点是对顽固派永恒不变思想的否定，但他们只看到点滴量变、不承认事物质量，这就又使自己滚进对抗革命的泥坑；他们的主张：一、要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改变被侵略地位，因此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但他们以为只要“自强”起来帝国主义就会停止侵略、就会从中国撤走，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二、要求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提倡“民间自立公司”，提倡“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的资本主义剥削，提出“商战”口号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三、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专制君权太重、民主共和太偏激，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政治）最“合适”；新起资产阶级满想通过这种药方来挽救民族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使自己成为当权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些软弱表示也就是后来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内容。第二章“康有为最初的活动”介绍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深受儒家教育熏陶，早年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触西方资本主义事物，读了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办法，不能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眼光去看待它们；因那时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建设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反过来看清朝封建统治下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老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处境一天比一天坏；这样康有为革新思想产生了，他把学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邻邦如越南、缅甸、锡金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发动侵略中国边疆西藏的战争，俄国在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大片土地后进而窥伺中国东北等地区，日本也在向中国东北亲密邻邦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看到这般情景写了封五千字上皇帝书（第一书）去叩紫禁城大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已从侵占邻邦、伸入边疆进而达到深入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到处是“骚乱”，太平天国那样革命将会再次爆发；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赶紧变法改良还可以挽救危局，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这封上皇帝书不过是一个不安分知识分子向地主阶级总头目皇帝出谋献策，表达一点资产阶级改良愿望而已；在顽固守旧官僚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不象话，不愿把书送给皇帝；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被内定为考中第三名，主考官顽固派徐桐对康有为上书很反感，大骂“如此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落选了，但经过这次上书却渐渐有了声名。康有为见建议书没有送到皇帝那里，曾写下“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诗句，回广东招收学生讲学，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写《长兴学记》开始发挥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来到这里学习；梁启超出身地主家庭，这时已经是个年少举人，却来拜还没有考上举人的康有为为师，渐渐放弃专搞科举考试那一套，扩大学习领域，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康有为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康、梁；万木草堂开始只有二十多个学生，1894年达到一百多人，是康有为培养助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据说因为康有为反对八股文，学生受他影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家长大不高兴，说不参加科举考试还读什么书，以不给学费要挟子弟，康有为转而力劝学生向八股文投降，说“我且考过，诸君何妨勉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康有为在广州这几年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为使变法主张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得到共鸣写了不少书，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学说作为变法理论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戊戌变法影响最大：一部是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一部是1892年开始写起、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作“六经”，相传都是经过孔子编订，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必读书；到西汉末因发现一批儒家经传是用篆书一类古文字写的，同那时用隶书写的通行本子有所不同，从此产生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康有为想引用经传编造变法理论来开展政治活动，他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要打倒古文经、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支配地位，使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找到依据；他多方论证古文经是刘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刘家天下而伪造出来的，所以叫古文经为“新学”，是王莽“新”朝之学，是刘歆捏造的伪经，不是孔子真经；这样他公然把历代奉为神圣的孔子经书一部分说成是假货，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经典，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动摇，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因此这部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禁毁。《孔子改制考》发挥“托古改制”思想，托古改制就是把自己设想要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行过，借以争取人们信服；康有为认定孔子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大家，孔子著作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康有为想用这些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理的，是对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些议论也和《新学伪经考》一样遭到顽固派骇怪和反对；但《孔子改制考》许多论证确是极为荒谬的，譬如六经本来是长期累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顶多经过孔子整理删订，康有为却硬说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写出来的，这样一来连包括大量民间歌谣的《诗》经这样一部古代诗歌作品选集也都成了孔子个人创作；为了把孔子神秘化甚至用一些荒唐无稽之谈附会起来，说孔子是什么上天降精的黑帝（神），所以是“大圣人”“大救世主”，而他康有为又是最能获得孔子真传和最崇敬孔子的一个人。康有为又写了《大同书》，《大同书》也不是象有些人瞎吹的那样是一部什么“不平凡的天才”著作，只不过是拾取有关思想资料加上他自己的推想拼凑成一个空想“大同世界”图案；他认为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有苦、连帝王也有苦，要把这个大苦海变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极乐世界；康有为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更害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想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让人们互相携手、互相拥抱来消灭革命的铁和血走向“大同”，把被压迫阶级“同”到地主资产阶级旗帜下去，这就是康有为梦想的“大同”；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条路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虽然对冲击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起了一定作用，其实他尽管把古文经书看作是伪造的却仍旧把孔子的六经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只是否定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成说却引伸出孔子是为改革社会政治制作六经的“新”论，他仍然是依靠孔子这个“权威”来进行说教，想把孔子改造为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需要、拿孔子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爬上政治舞台的敲门砖罢了；可见康有为维新变法活动一开始就是抱住两个最大封建权威，一个是孔子的理论权威，一个是皇帝的政治权威，资产阶级一出场就表明了它的软弱性、不彻底性以及和封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和皇帝到十九世纪末年本来已是两具封建僵尸，康有为却想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张来改造这两具僵尸，然后借用他们旗号演出历史新场面，结果是失败了；他后来保皇、复辟，连自己也变成了封建僵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被人们“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决不是偶然的。第三章“走向政治改良运动”开头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又一次惨败，无耻向日本投降，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更大侵害和震动；战争开始时人们满以为搞了很久的北洋海军对地狭人少、羽毛未丰的日本帝国主义总可以抵挡一阵，却没有料到经黄海和威海卫两次战役就全军覆没，陆军也节节溃败，洋务派官僚吹嘘的“富国强兵”像泡沫一样破灭，清朝政府腐败、中国积弱暴露得更加彻底；《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省等大片领土、赔款二万万两、日本资本家得在中国自由设置工厂等等，不仅使中国半殖民地地位陷得更深，眼看沙俄、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将挟持不平等条约的“最惠国”待遇进一步争夺特权、扩张各自在华侵略势力，中国已面临被分割危险局面，帝国主义分子公然叫喊过几年再来看中国就不复存在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酝酿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1895年春天是清朝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康有为先一年考上举人取得参加进士考试资格，这时正同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在北京参加会试；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康有为探知条约全部内容大为震惊，立即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不要批准卖国的《马关条约》，湖南籍举人闻风而动报名参加；22日两省举人便联合到都察院上书打了头阵，接着福建、四川、江西、贵州等省举人上书，接着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等省举人上书，又接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上书，台湾省举人更声泪俱下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几天里都察院门前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反对签约巨大声浪。康有为看到举人们爱国激动情绪大可以为变法活动造成声势，决定联合在北京所有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上书请愿，便连夜起草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严重后果，割弃台湾将失去全国民心，极力主张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罪己诏，大行赏罚，提拔善兵能战军官，处分辱国和敌大臣和不作战备的地方长官；二、迁都西安，免得在北京容易受敌人要挟，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把对日本二万万两赔款移作军费；四、发奋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即改进工业、农业、商业、货币和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政治生活中为了改变上下隔阻、下情不能上达状况，主张以府县为范围，约每十万户中由士民公举一个有学识、有才能的“士”充当“议郎”，担任官职和没有担任官职的“士”都可以被推举，这种“议郎”不仅供皇帝谘询，还可以对皇帝诏书提出不同意见，中央和地方重要政令都要由他们开会讨论，这就是要求清朝封建统治者为新兴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让改良派君子们有一个做官机会；以上四项前三项是权宜办法，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的独立强国根本大计，用他的话叫做“变法成天下之治”，这种所谓根本大计不过是在不触动封建体制基础上采取若干资本主义措施罢了。康有为完成这封上皇帝万言书后各省举人便齐集松筠庵开会，公车上书开会会址松筠庵。本书以九章篇幅叙述戊戌变法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出现、康有为最初活动、走向政治改良运动、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死抱住一个皇帝、围绕保国会的斗争、一百零三天的新政、顽固派发动政变到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文字通俗，带有1970年代历史普及读物的鲜明话语特征。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