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上下 共二册

本书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共二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第1版、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32开，22又7/8印张，插页1，496,000字，印数0,001—4,300，定价3.20元，统一书号11018·33562.11。书前有编者的话，说明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在武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史学工作者一百多人，共提出四十多篇论文，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对有关辛亥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本文集收入三十二篇文章，绝大部分从会议论文中选出，也有少数选自报刊；由于篇幅限制未能把讨论会论文全部收入，凡同类文章尽量选择较有代表性者编入，选自报刊者以1961年12月底以前发表为限；为弥补缺陷，特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附于卷尾。目录可见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李达《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以及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与工业资产阶级》，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陈旭麓、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龚书铎、陈桂英《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王仁忱《略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形成》，侯外庐《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夏东元《论清末革命党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陈旭麓《论宋教仁》，孙志芳《陈天华的爱国革命思想》，李侃《鲁迅与辛亥革命》，徐崙《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吴纪先《盛宣怀与辛亥革命》，章开沅、陈祚津、陈辉《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李玉奇、张磊《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魏建猷《辛亥革命前夜的浙江会党活动》，周春元《辛亥革命时期贵州两党之争》，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山东独立运动》，乔志强《辛亥革命前后山西群众的革命斗争》，戴学稷《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段云章、谭彼岸、黄冠炎《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华侨中的斗争》，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是革命国主义的命》，李时岳《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吴雁南《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正文可见吴玉章讲话，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周年纪念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好方法，纪念过去是为教育人民、面向现在，应认真对待；近年辛亥革命研究比较活跃，资料搜集和出版空前，回忆录提供很多宝贵资料，但资料工作要有计划地加紧做；有了丰富资料应进行系统研究，写出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为提高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学风，史实可信是科学最基本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敢于面对历史真实；历史科学要求从大量可靠事实材料中找出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家不仅是知道历史的人，而且是说明历史的人；研究历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掌握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方法；学术思想必须各有独到之处、互相发明，锻炼思想能力要学习以往的哲学；中国历史家还有注意历史事件表述和人物描写的优良传统；讨论会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不同意见自由讨论，不要怕争论。李达开幕词述解放以来辛亥革命研究成绩，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基础上较广泛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群众运动，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研究资产阶级性格，揭露资产阶级软弱性，研究清末立宪运动和立宪派性质，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上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附性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性；各地辛亥革命老人写下大量回忆录；吴玉章《辛亥革命》一书给史学工作者巨大鼓舞和深刻启发；提出民国史、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历史人物研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等）、地区革命活动研究不足等问题，并提到湖北史学工作者很少研究湖北历史、武昌起义为何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点等问题；希望自始至终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武汉近代史队伍年轻，要向老前辈和先进省区学习。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开头指出，辛亥革命是在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空前猛烈反抗斗争中爆发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彻底投靠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成反动同盟，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进一步侵略中国；1911年以前，帝国主义已在中国“开辟”八十二个商埠，在十六个城市设立租界，并继续占领香港、台湾、澎湖等地，强行“租借”澳门、九龙、胶州湾、旅大、威海卫、广州湾，甚至在当时首都建立东交民巷“使馆区”；帝国主义列强维持所谓“势力范围”划分，军队驻扎中国京城、某些大城市和重要据点，军舰游弋中国领海、江、河；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各类投资已达二十亿元左右，相当于清政府岁收总数的六倍，不仅控制中国财政，而且控制中国煤矿机器开采的91.9%（1912年）、生铁生产的100%、棉纱市场的76.07%（1908年）、铁路交通的93.1%（1911年）和内外航运的84.4%（1907年）；外国侵略者控制的海关和矗立在上海外滩的帝国主义银行，通过贷款、赔款控制税收，简直成为清朝的“太上政府”；到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清政府和各地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已经在中国建立暂时相当强大的统治。文章还述1901年以后从义和团余部“扫清灭洋”斗争、各地反洋教斗争、拒俄拒法抗英反美等爱国运动和反侵略战争，到会党起义、抗捐抗税、抢米暴动、保路风潮等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仅1910年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各种反抗斗争就有二百八十五次，斗争规模动辄数万人，延续时间常达若干年，地区遍及全国各地，范围包括各族人民；很多工农群众不仅接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对“平均地权”作了更为急进的解释；孙中山宣告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文章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对立物，渴望独立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试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向工农群众寻求某些共同语言；他们领导了辛亥革命，直接反抗封建主义统治，间接打击帝国主义奴役，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篇章；但年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两面性比较明显：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严重摧残束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以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并在辛亥革命期间充当革命领导力量；但他们在资金、设备、原料、技术等方面对帝国主义有相当依赖性，对帝国主义容易产生幻想，甚至企图寻求帝国主义庇护以对抗封建主义压迫；同时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很多人原来出身官僚、地主，始终保持在农村的封建剥削，不愿也不敢彻底反对封建主义；从出生之日起就不得不加强剥削工农，以弥补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掠夺的损失；当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某些斗争直接影响其剥削利益时（如罢工、抢米），甚至会毫不犹豫求助于帝国主义与反动官府的巡捕与军警；这些弱点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往往容易被……后续内容待补。本书汇集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主要成果，涉及民族资产阶级性格、资本主义工业与工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关系、新军、会党、反满问题、清军机处档案、帝国主义侵华政策、革命思想、无神论思想、土地问题、章炳麟政治思想、宋教仁、陈天华、鲁迅、张謇、盛宣怀、武昌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广东浙江贵州山东山西呼包地区革命活动、华侨斗争、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社会主要矛盾等，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论文集。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