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本书为漆侠所著《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版权页标明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又1/4，字数186,000，印数1—7,000，统一书号11074·247，定价1.05元，封面设计赵晴，由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出版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绍兴路54号）。卷首有长篇“代绪论”，题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的批判》，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及政治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等原理，考察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指出它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和民族矛盾（次要矛盾）交错发展下的产物，是地主阶级内部具有进步性质的变法派和代表反动势力的反变法派之间矛盾的产物；这次改革不仅对宋封建专制统治起了巩固和加强作用，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代绪论批评封建主义学者从封建伦理道德观点分别“邪正”“君子小人”，如陆九渊等否定变法而肯定王安石个人节操，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虽肯定变法与王安石，但实质仍是封建主义歌功颂德；资产阶级学者搜集较多材料，提出变法渊源、性质及斗争根源等问题，但因反科学观点和方法，只能说明孤立现象，甚至为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保甲制度寻找历史“根据”。代绪论着重驳斥梁启超、胡适、钱穆的说法：胡适以李觏、王安石都讲《周礼》且同为江南西路人，便“证实”王安石变法渊源于李觏，作者指出《周礼》作为古代思想资料可供摄取，但政治观点形成取决于复杂社会条件，李觏对豪强兼并带有浓厚妥协色彩，王安石则采取抑制态度，二人重要分歧正在于此；胡适又把欧阳修拉出来充当媒婆，更属肤浅可笑。钱穆提出南北地域之说解释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把“新法之招人反对”归结为“新旧思想的冲突”，再归结为“南北地域的区分”，而南北地域区分在于“地形、气候、物产”不同，作者指出封建经济制度下不同地域士大夫可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等封建关系形成不同集团，但熙宁变法斗争并不决定于地域，钱穆所举宋初南方人不为相、王钦若受王旦排挤、寇准称晏殊为“外江人”等根据均站不住脚，庆历党争中支持范仲淹、欧阳修的尹洙、韩琦、富弼、杜衍、石介、王质都是北人，变法过程中两派当中都有南人和北人，钱穆之说仅是建立在表象上的主观虚构。代绪论还批评梁启超把青苗法、市易法比作近代文明国家银行，把免役法比作所得税法，把保甲法比作警察，甚至同社会主义比附，承认对王安石“崇拜”，把变法看作个人意志活动结果，将免役法估价为“国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用“借尸还魂”手法把王安石变法与戊戌变法比附，为自由资产阶级装饰门面；梁启超以抽象伦理道德观念论是非，把变法派与反变法派间具有原则性的政治斗争看作“意气用事”的无原则纠纷，又将变法实施有无成效归结于国家疆域大小，并描绘中国历史为“威劫—放任”循环论公式。代绪论最后说明，本书将在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学者谬论的同时，试图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事实材料中说明王安石变法这一复杂矛盾运动过程，答复被资产阶级学者歪曲解释的若干关键问题，并提出新问题与史学界共同研究；书后附录王安石新法部分校勘资料。

正文目录共六章及结论、附录：第一章“宋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960—1069年）”，含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系与积贫积弱局势的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变化下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沉重赋役剥削下的农民阶级状况与阶级斗争尖锐化；第二章“封建统治危机下改革要求的酝酿及其成熟（1043—1069年）”，含封建士大夫改革声浪的扩展、王安石执政前政治思想的发展状况、改革条件的成熟与宋神宗坚决变法；第三章“变法的内容和实质（1069—1085年）”，含对官僚机构的调整和下层士大夫的提拔、科举制和学校制的变更、军队的整顿及其战斗力的加强、保甲法的建立、调整封建国家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政策（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资本的政策（均输法、市易法、专利制度）、新法的作用和实质；第四章“变法过程中的斗争（1069—1085年）”，含变法斗争第一个浪潮（有关青苗免役法的争论、反对派进攻失败）、第二个浪潮（反对派嚣张、变法派内部分裂、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指导下变法动向的改变；第五章“新法的废除和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高涨（1085—1120年）”，含“元祐更化”的反动本质、变法派遭到压制、变法派再度登台与以蔡京为首的腐朽大地主集团专政；第六章“结论”；附录“关于熙宁新法的部分资料”，分校勘说明及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农田利害条约）、免役法（雇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军器监等资料，另有后记。

本次所见前20页正文包括代绪论全部及第一章第一节开头。第一章第一节从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治体系讲起，指出宋针对前此二百年藩镇割据状态，在统一全国过程中逐步将地方兵、财、赏罚刑政之权“一切收了”，以制止封建割据复辟；鉴于秦汉隋唐等强大帝国在农民战争震撼下崩溃复灭，宋统治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暴动之外，还制订荒年饥岁招募饥民为兵的政策，妄图削弱农民暴动力量；宋统治集团十分懂得官僚机构和军队是应付解决上述两类矛盾必不可缺的工具，但为充分利用和控制这两个工具，又制定许多杜渐防微的法令，消除其中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因素。宋封建专制主义发展以竭力缩小官僚机构和官员权力、竭力扩大皇帝权力为重要标志，用分化事权办法削弱各个机构和各级官员权力，宰相失去“事无不统”大权，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称‘二府’”，财政权归三司，宰相不得干预，又设几个宰相和参知政事共同执掌，上下或平行官僚机构之间因权限不明而相互牵制，通判以监郡自居与长吏争吵，中央设台谏官纠弹百官，又用“三年一易”办法防止地方官窃柄弄权；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军事支配政治的严重局势，对军事机构和军队控制更加严密，建国后撤销总领禁军的殿前都、副点检，另置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即“三帅”分统禁军，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发兵之权归枢密院，但枢密院“无握兵之重”。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章节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