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岑仲勉所著的一部史学考据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卷首自序作于1958年4月1日，说明本书是作者多年研读《资治通鉴》隋唐纪的札记结集，侧重点在“比事”方面，即对《通鉴》所记隋唐史事进行排比、核对和质疑。自序首先讨论《资治通鉴》的编纂分工与成书经过：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称司马光“遍阅旧史，荟粹为书”，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范祖禹《进唐鉴表》有“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之语，可为修书分属之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外纪序》又记英宗诏编次历代君臣事，司马光对以馆阁之士专精史学惟和川刘恕一人，遂奏召之，共修书数年，史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光“仰成而已”；《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通鉴问疑》《通鉴修书帖》等，亦可见书局官属往来的情形。作者由此指出：《稽古录》由司马光自修，故对事实的排比时与《通鉴》相违；司马光自有主见，不易接纳他人见解，故范祖禹在司马光生存时便进上《唐鉴》，自抒政治成败评论，其中赞李德裕“以一相制御三镇”，讥宣宗“特一县令之才”，尤与司马光立异。《通鉴》编纂经过既复杂，其中或取舍失宜，或排比弗当，或先后违序，或褒贬无章，自必不免；胡三省注虽时常提出所见，但发掘还嫌未尽。作者称历年进行隋唐史研究时，常拿《通鉴》和在前的史料比读，觉得有不少可商可疑之处，累积起来得六百七十余条，当然够不上说“注”；希望战国、两汉、三国、六朝各专门史家各尽其力，集腋成裘，使《通鉴》成为一部更美满的专史，这正符合当时整理古籍的方法。自序还评明末严衍《资治通鉴补》大致分改正、移置、存疑、备考、补注五项，用功颇深，胡注正处多照改定，是读《通鉴》时案头应备之本，惟补入之处或过伤繁琐；近人章钰校稿未获披览；本篇每提一问，常就正于严书，见严书所有而近出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从缺者反过半数以上，其為章氏漏采抑标点本撷拾未尽不得而审；尤其章校于比事错误地方似完全没有接触，故严书还是参考必备之书。作者说明本篇为随读随写之作，侧重点在比事，胡注未稳当者也偶有旁及，循原书顺序而下，检条数过少，更无汇分之必要；拙见遇与严书相同必加声明，以示不敢掠美；其非属于隋唐史者仅数十条，敝帚自珍，别为附录。自序还提及《通鉴》记月往往夹叙在一段中间，寻检不便，今后重印或将年月改用黑体字更合应用；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一段中再分小段非无好处，但有时反欠联接；标号中亦偶见一人作二人、二人作一人的失检地方。目录显示全书条目按《通鉴》原书顺序排列，数量繁多，涉及隋唐纪事及突厥、吐蕃、薛延陀、高昌、龟兹、吐火罗、波斯、契丹、回纥、沙陀、南诏等四夷关系，亦涉及职官、地理、科举、兵制、赋税、人物世系、年月日误、地名异同、官名误书等具体问题，如“尉迟迥所统相卫等州”“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可汗李崇屯幽州为突厥所败”“沙钵略之子染干”“进士科之始”“莫何可汗生擒阿波”“误牟州为并州”“天下唯有四总管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刘文静劝李渊结突厥”“高仙芝遇大食怛罗斯城”“翰林院学士”“王叔文事抉择不善”“元和二年户数及赋入”“沙陀内附始末”等。可见本书以《通鉴》隋唐纪为对象，逐条质疑比事错误、时间月日、地名、官名、人物姓名、世系、突厥可汗名号、四夷关系、制度、科举、兵制、赋税等，是隋唐史与《通鉴》研究的重要考据著作。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