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

本书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由冯承钧翻译，中华书局1956年5月第1版、1956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总经售，开本850×1168 1/32，印张5 3/4，字数89,000，印数1—3,000，定价（9）0.80元，统一书号11018.556.5.京型。

据冯承钧识语，本书选译考证文章十五篇，并出于《通报》，其中十四篇皆属伯希和教授近年撰作，惟“押不蘆”一篇乃劳费尔遗笔；两年间由儿辈笔受，现集而成帙，可续《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诸编之后。识语署1940年2月29日。

从目录及正文可见，本编所收文章多涉及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学及语文学考证。其中，“玄奘记传中之千泉”一文，针对玄奘记传所载俄属突厥斯坦突厥可汗避暑地“屏聿”（此言“千泉”），辨析自Vivien de Saint-Martin以来以蒙古语Ming-bulaq、突厥斡思满语Bing-göl等比附“屏聿”之得失，指出göl训湖或池而不训泉，并引Mahmād kāšghari书所载yul字训“泉”之例，主张将“屏聿”还原为Bing-yul，为“千泉”之对音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文学证据。

“黑衣大食都城之汉匠”一文，利用杜环《经行记》残文，考证751年高仙芝怛罗斯（Talas）川之败后，被俘唐人将造纸工业输入撒马尔罕并传布于回教国家的史实；文中指出杜环被掳至美索波塔米亚，终在762年回长安，归途自波斯湾附商舶抵广州，归后撰《经行记》，其文由杜佑节录入《通典》卷一九一等。文章还讨论《通典》所载大食国“亚俱罗”即Aqua之对音、西利亚语名苦法（Kufa）之称，以及“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等记载，考订樊淑、刘泚、乐隈、吕礼等人名，认为他们大概是751年败后同杜环被俘至苦法的士卒，并涉及中国纺织机、金银器制造及绘画技艺西传的问题。

“梵衍那考补注”一文，针对七世纪玄奘所记梵衍那（Bamiyan）国两大佛像及佛教古迹，补考中国载籍中关于梵衍那的记录。文章指出Bāmiṇān之最古译名为“范阳”，应在494年前采用；又引隋书卷八三之“忱延”、裴矩西域图记之“忱延”、隋书卷四六一五年之“失范延”及旧唐书卷四〇之“失苑延”，并讨论“苑汤”为“范阳”之讹。文中还重新检讨“无遮大会”是否梵文俗语Moksa之对音，认为“无遮”不是译音，所谓无遮大会就是无碍大会，乃梁武帝提倡的，玄奘借用此名以称中亚同印度举行的大会；又讨论玄奘“有宿麦，少花果”之“宿麦”是否“菽麦”之误，以及漕矩吒（Zabulistan）与梵文Jaguda（番红花）之对音关系。

“畏吾儿文残卷中之地名”一文，评述羽田亨《大月氏与贵霜》一文对旧考大月氏都城蓝氏或监氏诸说及贵霜与Kusan的假说，详究王树枬自新疆携回的畏吾儿文摩尼教残卷两篇，其中著录Qamllgh、Küsänlig、Sulmilgh或Solmilgh等名号职衔。文章认为Qamllgh即今库木尔（Qomul），汉名哈密；Küsän人即库车人，因突厥蒙古区域在中世纪习称库车（苦叉）之人曰苦先（Küsan）；Sulmi或Solmi可与折摩驮那（Calmadana）、今车尔成（Cercen）比附，并引元史卷一二四哈剌赤哈赤北鲁传之唆里迷国为证。文章还讨论苦先语与吐火罗语（甲种、乙种）的关系，以及高昌（吐鲁番）畏吾儿王名称巴而朮阿而忒的斤（Barçuq-art-tegin）等，涉及畏吾儿文、摩尼教、元代地名及中西语文学比较。

“突厥语与蒙古语中之驿站”一文，评述B. Vladimirov 1929年刊《古突厥文同旧蒙古文之考释》中关于“驿”字（jam）的考证，讨论jam在突厥语、蒙古语中的形式与词义演变，指出中世纪jam训“驿站”，现代蒙古语中专训“道路”，驿站则别有örtägä名称；又讨论jam与“衙门”混解的问题，以及jam字经斡思满语、俄罗斯语借用的情况，涉及元代驿站制度、波斯语yām、驿马ulagh、蒙古语ula'a等，对蒙古帝国驿传制度及突厥蒙古语汇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所收文章多为伯希和等法国汉学家的专门考证，冯承钧译文严谨，涉及玄奘《西域记》、杜环《经行记》、隋唐载籍、畏吾儿文摩尼教残卷、突厥蒙古语汇及元代驿站制度等，对中西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地、蒙古史、元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