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民起义

本书是林幹编著的《清代回民起义》，1957年6月由新知識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第1版并第1次印刷。卷首有作者写于1957年1月的前言，说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编著工作目前还处于“垦荒”时期，编著一部完整中国少数民族史或某一个少数民族史固属不易，编著一个少数民族的片断史迹也不是全无困难；但史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工作者并不因有困难就停止工作，相反正因为有困难、正因为是在“垦荒”，所以更需要加倍努力去克服困难，开拓少数民族史方面的“荒土”，以便尽速把它变为丰沃的原野。作者说明编著本书原因就在于认定参加这种历史“垦荒”工作是必要的，愿从事探索并把探索的初步结果发表出来，以期就正于先进史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工作者；本书完成与白寿彝、马坚、马玉槐、李恕诸先生的帮助和指教分不开，谨致谢意。

目录显示全书由七部分组成：一“回回民族简介”，二“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三“清朝对回回民族的统治”，四“乾隆后期的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回族与撒拉族人民的起义”，包括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及对两次起义应有的认识；五“太平天国期间云南和陕、甘、青的回民起义”，包括中国近代反清运动高潮的掀起、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起因、云南各地起义的发动、杜文秀在大理的革命建设、杜文秀的东征和失败、杜文秀自杀与革命根据地大理的陷落、陕西回民的起义、陕西回民起义的挫败和甘青回民起义的兴起、回民起义推动变兵和饥民的起义、左宗棠的反革命部署、金积堡之战、河州之战、西宁之战、肃州之战、左宗棠的“善后”办法、对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义应有的认识；六“光绪年间马永琳等的起义——清代回民起义的余波”；七“附论”。

本次所见前20页正文包括第一部分“回回民族简介”、第二部分“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和第三部分“清朝对回回民族的统治”的开头。第一部分论述回回民族通常自称为回回，中国历史上也习惯用回回两个字称呼它；回回名称出现于中国史籍的时间迄今尚无定论，有人考据在北宋，清代学者李慎儒《辽史地志考》也说“五季后，或称大食，或称回回”，北宋以后回回一词更常见于中国史籍，但当时所谓回回系指大食国而言，非指中国的回回民族，因为北宋时中国尚没有回回民族，回回民族是在元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正文指出回回民族主要是在元代由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亚细亚等地迁移到中国来的回回人逐渐形成起来的；远在唐代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就有到中国来的，《唐书·大食传》有记载；宋朝波斯人及阿拉伯人来得更多，除少数贡使外大多数是商人，宋朝为管理这些商人贸易特在广州、明州、杭州各海口设立市舶司，这些商人以后虽有一部分留居中国但人数不多，尚不能作为回回民族的重要来源；直到元初因战争关系而东移的波斯、阿拉伯人大量进入中国，这些大量移入的波斯、阿拉伯人才是回回民族的重要源流。正文详述成吉思汗西征、拔都平定钦察、旭烈兀灭木乃奚降天方等蒙古征服过程，以及蒙古统治阶级征调被征服西域各族人民组成“卫军”和“亲军”随同蒙古军队与南宋作战，南宋亡后这些卫军和亲军又被派驻中国各地守护皇城、京师、近畿、库藏、漕运以及担任屯田等任务；据《元史》所载，卫军和亲军先后有右阿速卫、左阿速卫、右钦察卫、左钦察卫、隆镇卫、康礼卫、哈喇鲁万户府、斡罗斯亲军、西域亲军——回回军等，被征调的各族中有阿速人、钦察人、康里人、西辽人、哈喇鲁人、畏吾儿人、回回人等，各军中以回回人为主的西域亲军人数最多，共有二三百万之众；这些回回军就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正文还述元代移入中国的回回除回回军外，还有归附蒙古侵略军的回回贵族、官僚等上层分子及著名学术人士，小贵族、小官僚及一般知识分子归附元朝移入中国的更不在少数；《元史·百官志》载京内外各主要机关皆置有回回掾史、令史、通事、书写等官额，可见回回上层分子当时移入中国之盛；此外还有回回商人，因元代东西水陆交通甚便，回回商人得以利用优越条件大量流入中国。

正文还论述回回移入中国后很快散布各地：首先因回回军随同蒙古军侵略南宋，随着军事进展散布各地，南宋灭亡后回回军有些被派驻防中原，有些被派驻防沿海；其次因回回军随同蒙古军进入中国时最先侵占中国西北部，这一带距离波斯及阿拉伯较近，回回陆续移入中国的亦先来到此地，这就是现时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各省回回特多的原因；由于回回当时散布在中国地区很广，所以《明史·撒马儿罕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正文说明元代由波斯及阿拉伯等地移入中国的回回人仅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唯一来源，因为回回民族中曾经掺入了其他民族成分：首先回回进入中国之始本身种族成分就不是单一的，回回移入中国后就和汉族杂处，有些汉女更嫁与回回为妻，因此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过程中自不免掺入汉族成分；其次唐宋以来回纥、回鹘进居甘肃、青海等地的不少，元时回回进入中国西北与他们杂居，可能也吸收了一部分回纥、回鹘成分；最后还有《多桑蒙古史》所引元时回回阿拉丁所说，今在此东方地域中已有伊斯兰教人不少之移殖，成吉思汗系诸王曾改奉伊斯兰教而为其臣民士卒所效法者皆其类，这就是说蒙古族在回回进入中国之后也有不少因信奉伊斯兰教而为回回所吸收，逐渐同化于回回民族，如成宗从弟阿难答驻守唐兀时所部士卒十五万人大半信奉伊斯兰教即其一例。正文总结回回民族主要是由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亚细亚等地移入中国的回回人以及汉族、回纥、回鹘和蒙古等其他民族汇合而成，但这些掺杂进去的其他民族成分虽曾给予回回民族若干影响，却不是形成回回民族的决定因素。

正文还论述回回的社会经济：据《元史》所载元代蒙古统治阶级对卫军和亲军的编制一律是“十人为一牌，设牌头”，其作用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所谓屯聚牧养就是屯田牧畜之意，所以西域亲军中的回回军在南宋灭亡之后就分驻各地从事屯聚牧养工作，随着生产发展这些回回军人大部分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则成了屯田区的佃户，逐渐脱离行伍生活而定居下来；今日河南开封一带及甘肃西北部都是当时重要的屯田区域，回回军人得地最多，遍布全国从事屯田耕作；此外元朝百官例不给俸，后来用职田代俸禄，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更不时赏赐大臣官田，故参加元朝统治的回回上层分子有不少人获得职田和赐田，其后子孙繁衍也有从事田耕的；故农业经济是回回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回回人口最多的甘肃、青海和云南绝大部分回民都从事农业生产，此外商业对回回的经济生活也有重大影响。正文还论述回回社会经济生活一般是分散的、缺乏统一性和联系性的，这种情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特点是相适应的，回回的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一部分，不能不受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更不能超脱中国封建经济而独立存在和发展，所以回回在中国定居和聚居的过程就是回回的社会经济与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相结合的过程，正因为有这种结合，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一个成员。正文还论述回回进入中国之初所操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所用文字也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现存元代伊斯兰教石刻碑文多半用阿拉伯文书写，明清两代清真寺内的回文课本也全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由于中国本土是汉族生聚教养的地区，回回进入中国之后在日常生活中非习用汉族语言文字殊感不便，而当时回回的文化程度实较汉族为低，回回的经济生活既受汉族影响，文化生活上必然也会受影响，所以回回进入中国不久就有不少精通汉族语言文字并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人，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瞻思丁、丁鹤年及其兄姊、溥博、萨都剌、高克恭、丁野夫等；另一方面元代留存至今的伊斯兰教石刻碑文全是宗教成语的堆砌，不符合回回大众日常生活需要，而回汉长期杂居、接触频繁、社会关系密切，在日常生活直接影响和需要的情形下，回回很自然地就习用汉语汉文了，这样汉族的语言文字也成为回回成员间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了。正文还论述回回进入中国散居各地后，就全国范围来说住居是分散的，但就各个地区来说住居又较为集中，所以回回在中国住居情景有所谓“大分散小集中”的说法；这种集中居住的回回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相同以及长期居留在共同地区，很容易具备形成一个民族所必需的条件；何况这些不同种族的回回人原都信仰同一的宗教——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的教旨本来就具有政治意味或“政教合一”的内容，且教规对教徒有禁止教外婚姻和禁食猪肉等带有严格强制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同时也含有很大的团结力；由于教规的约束，各个教徒之间渐次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并使不同种族的同教者渐次消失了本族所具有的特征。正文还论述回回民族在元、明、清三代都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受着蒙古及汉、满各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中尤以在清代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为最甚，因之回回在清代的反抗斗争也特别激烈，贯串着清朝一代几无一朝无回回的反抗斗争；在这些反抗斗争中共同的宗教信仰便成为团结回回的有力号召；又因伊斯兰教内部派别分歧，清朝统治者从中挑拨离间、利用分化，同时于屠杀回回之后益之以对伊斯兰教的摧残，这便使得回回反对清朝压迫的民族斗争常常掺杂“教派之争”，甚至以“教派之争”的形式出现；这样保卫伊斯兰教的运动实质上往往就是保卫回回生存的运动，每经一次反抗斗争宗教观念就进一步深植于回回的脑海，伊斯兰教无形中成为回回生存的标志，大有“教存则回回存，教亡则回回亡”的感觉。正文最后介绍现在全国回回民族共有三百五十余万人，分布地区主要在甘肃、青海两省，在甘肃多聚居在以临夏为中心的陇西南、以海原固原为中心的陇东南各县以及同心、金积、灵武、银川等地，在青海多聚居在西宁、湟中、化隆、民和等地，其次聚居较多的是在云南，此外在陕西、新疆、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东北、内蒙古等省区也有分布；现在回回民族大部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兼营商业，散居城市的回民则大都经营小商业，如牛羊肉业、饭馆业及肩挑小贩等；现在回回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皆通用汉语汉文，阿拉伯文仅用于宗教，所有回民都是伊斯兰教徒，凡有回民的住区必有清真寺。

第二部分“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叙述公元1644年清军因获得汉奸吴三桂帮助大举进关，在北京建立对全中国的统治；其时虽有大批明朝官僚地主向清军投降，但全国各地人民和具有民族气节的明朝官员都纷纷起来反抗：史可法拥护福王在扬州坚决抵抗，江浙一带人民特别是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人民和侯峒曾领导的嘉定人民的反薙发斗争极为激烈，继后黄道周拥立唐王在福州进行抵抗，李自成农民军余部李与明臣何腾蛟、杨廷麟联合拥立桂王在西南各省进行抵抗，张国维、张煌言、黄宗羲等拥立鲁王在浙东进行抵抗，最后张献忠农民军余部李定国在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的抵抗，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抵抗，以至于天津张氏自称天启皇后与人民抗清力量王礼、张天保等部联络准备起兵，此外在甘肃、山西有武大定部在固原起义、贺洪器占领宁州庆阳、赵荣贵占领文县；民族抗清运动的高涨使清军一时感到难于应付，就在这个全国反清的怒潮中回族米剌印、丁国栋发动了起义，揭开了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正文叙述米剌印是甘州的回回，清军入关不久他任甘州副将，那时清朝政权初建，各地抗清运动仍不断爆发，因而促起了他反清的意愿；正好清廷打算调他出征，他便和丁国栋合谋于顺治五年四月在甘州发动起义，杀死清朝巡抚张文衡等大批文武官吏，拥出明朝的延长王朱识鏘作为“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后丁国栋留守甘州，米剌印领兵东进，连克甘州、凉州、兰州、狄道、渭源、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等城市，攻入兰州和临洮等城市时附近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人号称百万，山西、陕西一带均大为震动；清廷命总督孟乔芳率军“进讨”，清军进驻秦州后在广武坡一地与起义军交战，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起义军不得不放弃巩昌向西北退却，起义军因缺乏作战经验以及缺乏足够兵力防守据点，许多城市被清军攻占，兰州被清军侵占后起义军更不得不退到靖远；闰四月各路清军皆在兰州会师，五月清军渡黄河追击，米剌印在靖远的水泉堡战败被清军捕杀，朱识鏘也为清将张勇所俘，起义军丧失了领袖无力再作抗拒，凉州亦不得不跟着奔守；八月清军围攻甘州，这时另一回回“闯塌天”又起兵占据狄道，岷州回民也还在继续战斗，而丁国栋结集了起义军的全部由甘州进据肃州，新疆哈密和吐鲁番一带的回回和维吾尔族也有数千人来支援；丁国栋因此在肃州拥立哈密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并不断在兰州一带活动，关内外的回回群起响应；顺治六年汉人姜瓖在山西大同起兵反清，攻克蒲州响应丁国栋，陕甘一带再次震动，孟乔芳被迫以大部分兵力应付起义群众而留马宁等围攻肃州；丁国栋后因在军事上犯了保守主义错误，只知保守肃州，既不回兵反攻也不向西进取，在作战过程中又不注意组织和团结更广泛的回民群众，直至清军兵临城下只凭着少数兵力死守孤城，这样起义必然要失败；十一月肃州被清军攻破，丁国栋和土伦泰都遭杀害，清军在镇压这次起义中前后共杀回民三万以上，这是清朝统治者欠下回民的第一笔大血债。正文分析这次回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是清军入关后大肆烧杀的残暴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从而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与汉族结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因而汉族社会经济的破坏必然对回回造成严重损害，因此米剌印和丁国栋在全国抗清运动影响下联合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民英勇地向清朝统治者发动了反抗；这次回回起义是全国抗清运动洪流中的一支。正文还指出这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部分回回上层分子试图挽救明朝政权的意义，这与明朝对回回民族的统治政策有关：明朝自开国以迄灭亡对回回民族一般采取怀柔政策而非公开压迫政策，这是因为回回对明朝开国有功（如回回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都是明朝开国功臣），同时朱元璋为要争取原为元朝出力的回回去反对元朝也不能不对回回采取优待办法，以便加强自己、削弱敌人；在明朝怀柔政策下回回上层分子被吸收了，一般回民也没有受到公开镇压，例如回回上层分子获得参加政权的机会，伊斯兰教获得明朝统治者尊重并得到顺利传布机会，回回历能够和大统历并存和推行，回民也偶尔获得明朝统治者恩惠（如对甘肃回民免税、把西北回民移徙到华北和东南一带比较富庶地区）；这样便容易模糊一般回民对明朝统治者压迫回族人民的认识，因而也就容易使他们对明朝政权发生好感；至于回回上层分子则更是容易领略到更多好处，因而对明朝政权抱支持态度，所以从洪武到万历各代回回将领效忠明朝的便有不少（如沐晟、沐昂、麻禄、麻锦、麻贵、达云等都是较突出的）；直至明末崇祯十六年两湖已为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攻占时常遇春的后裔常延龄还请求明朝政府允许他带领军队到九江帮助防守，后虽未能实行，但回回上层分子对于明朝始终支持的态度可以概见；而米剌印、丁国栋这次起义拥出朱识鏘作为“反清复明”旗帜更是一个很好说明，从这一点来说米剌印和丁国栋领导的回民起义还是回回上层分子继续效忠明朝的表现。正文分析这次回民起义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次起义虽获得一部分甘肃回回及新疆回回和维吾尔族的响应和支援，但不论米剌印或丁国栋都只注意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发动和组织更多的回回群众起来参加，这就使得起义的群众基础十分薄弱；在军事上米剌印偏于进取，但可惜在攻下许多城市之后没有很好地及时把它巩固起来，相反地和根据地远远隔断，这就自陷于孤军无援的恶劣地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丁国栋进据肃州之后虽也获得关内外的回回和新疆维吾尔族的响应，但他只知保守肃州，既不反攻又不进取，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死守孤城自然是个下策；第二，米剌印和丁国栋所领导的回民起义原不是孤立无援的，当时清朝还没有统一中国，明朝的福王、唐王虽已失败，但以桂王为首的西南大陆和东南沿海的“反清复明”运动仍相继而起，清军虽然已经侵占了陕西、甘肃等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并未巩固，抗清武装仍在这些地区内展开活动，可以说这一次回民起义实是当时全国反清运动中的一个支流，可惜米剌印和丁国栋没有和这些反清武装联合结成反清的统一战线，以致不能互相应援和接济，这正是这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外清朝统治阶级武装力量的相当强大也是起义失败的原因。正文最后指出虽然这次起义最后失败了，但对于后来几次回民起义是有重大影响的。

第三部分“清朝对回回民族的统治”本次所见为开头，指出满族人口很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满族统治阶级入关以后想统治偌大的中国、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除了依靠武力外还利用了各族的上层分子压迫各该族的人民，造成各该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并利用这些矛盾来转移各族人民对满族统治阶级的视线；另一方面则是制造被统治各族之间的分裂，挑拨各族的感情，制造各族的纠纷，扩大各族间的矛盾，以便居中操纵，借免各族联合尤其是各族与汉族的联合；此外还利用各族最落后最腐败的制度和风俗习惯来阻碍各族的发展，使得各族政治、经济和文化长期陷于停顿衰退的境地；这样清朝政权就成了以满族统治阶级为首并联合各族上层分子的封建政权，各族人民受着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生活愈来愈贫穷痛苦。正文还指出虽然在清朝封建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牢狱”，使各族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遭受严重损害，也必然加深了民族矛盾；可是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统治力量向边疆各地扩张，中国得以形成一个领域比明代为广的大帝国，而且由于帝国政权的统一促进了中国边疆与内地关系的加强，为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文最后指出回族和国内其他被统治的各族一样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本次所见文字至“回族和国内其他被统治的各族一样，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剥”处截断。

全书以清代回民起义为专题，从回回民族来源和形成讲起，依次叙述清初米剌印、丁国栋起义，乾隆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太平天国期间云南和陕甘青回民起义，光绪年间马永琳等起义，并附论，注重民族压迫与反抗斗争、起义原因和失败教训的分析，可供清代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近代史研究参考。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