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本书为蒙文通所著《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版权页载明：著者蒙文通，1958年7月第一版，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字数75,000，开本850×1168 1/32，印张3 5/8，道林本定价0.70元，报纸本定价0.50元。卷首有内容提要，指出本书系根据我国古典文献，研究从西周末年至战国末年居住在陕甘地区的赤狄、白狄民族从山西北部沿河北山西之间太行山一带南下向河南北部移动，再东向入山东境内；西戎沿渭水出潼关进入伊雒地区，越过嵩山，一支东向入淮，一支沿豫鄂西部南下入湘，以及引起其他少数民族频繁活动；可供古史研究工作者及高等学校学生、中学教师研究参考之用。

从目录看，全书分七部分：第一“周民族之南移”，下分西周末年之旱灾、江域雨泽独丰、宣幽继世南向移民；第二“西戎东侵”，下分獫狁东侵、犬戎獫狁与太原、姜戎南侵、犬封古国、犬戎东侵周地、秦为戎族、秦即犬戎之一支、昆夷与羌族、非子邑秦与犬邱、秦取犬戎岐丰、秦取犬戎洛川、秦晋交偪群戎、犬戎侵入伊雒、齐晋霸业与群戎、晋楚灭伊雒诸戎、戎入汝汉江淮；第三“南方民族之移动”，下分楚人北侵、百濮南徙、庸巴罗南徙；第四“赤狄东侵”，下分古鬼亲与赤狄、狄来秦晋之北、狄南灭邢卫与齐桓御狄、狄西侵周郑与晋文创狄；第五“白狄东侵”；第六“东北貉族之移动”；第七“秦西诸戎之移徙”，下分秦西戎族之活动、义渠与匈奴。这一结构以民族迁徙为线索，分别叙述周民族南移、西戎东侵、南方民族移动、赤狄东侵、白狄东侵、东北貉族移动和秦西诸戎移徙，形成较为系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框架。

本次所见前20页已进入第一“周民族之南移”及其“西周末年之旱灾”“江域雨泽独丰”“宣幽继世南向移民”诸节。正文开篇指出，西周末造为一夷夏迁徙之会，而迁徙之故殆原于旱灾，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引《诗·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随巢子“厉幽之时，天旱地坼”，《御览》引《史记》“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通鉴外纪》“二相立宣王，大旱”，皇甫谧言“宣王元年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诗·云汉》“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诗·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召旻》“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楚茨》“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等，说明厉、宣、幽、平凡历一百五十馀年而旱灾与人民流徙不绝于诗，为国史上一大故。正文又引近世考新疆气候者、竺藕舫验中国本部历史气候、美人达克勤以松柏年轮定雨量、奥人白路克纳论欧洲温度等说，以及竺氏据西美各州古木年轮断定西历纪元前九六〇年左右周穆王时代为雨量丰沛时期、纪元前七八〇年左右周宣王时代为干燥时期，论证西周末年北方大旱。正文接着论“江域雨泽独丰”，引《诗·谷风》“习习谷风，惟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通鉴外纪》引《竹书纪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竺藕舫谓南宋时代黄河流域雨量虽减退而长江流域雨量则反增加，印人华葛谓长江下游雨量依日中黑子之数增加而增进，竺氏统计南宋一代日中黑子之多為自晉迄明所未有，又依终雪期统计自南宋高宗讫理宗共有四十次春雪，当时温度特别低减，故日中黑子特别增多；西周末年气候较之南宋颇觉相似。正文还引《洪范五行传》“周幽之败也，日晕再重，一黑尽上下通在日中”，认为殆即当时日中黑子之记载；又引唐庆臻《中国经济思想史》称英经济家及逢斯倡太阳黑点理论、泼曼倡经济循环十二年、史记货殖列传计然之言“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白圭之言“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认为中西诸儒先后研究之结果于经济循环所占年数意见颇能一致，计然与及逢斯意见一致盖同据太阳中黑子之考验，足验证东迁前后为日中黑子多之时。正文由此得出结论：西周末年长江流域雨泽固丰，故宣幽之世尽力于开拓淮汉之域而大移徙国人于此土；民卒流亡、西北空虚，则以西周之人逐雨泽先已东南迁。正文接着引《诗·黍苗》“芄芄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说明车牛徒御以移徙于谢，平原清泉、阴雨黍苗则有丰年之乐足以安居，谢在南阳为汉水流域，故曰“悠悠南行”；又引《诗·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说明宣王迁申伯于谢而命召伯营之，与以车马而迁其私人，阴雨清泉已非旱魃所能为虐，时和岁丰，此周之所以迁其人于南邦。正文还论“宣幽继世南向移民”，引《左传》昭十六年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说明幽王之时郑已东徙，固无俟于骊山之祸；引《郑语》桓公问于史伯“王室多故，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其济洛河颖之间乎”，桓公曰“南方不可乎”，又曰“谢西之九州如何”，皆其汲汲欲南之意；《史记》言“桓公于是卒言于王，东徙其民雒东”，是周未东迁之先而郑于桓公之世已东徙。正文又引襄十四年传戎子驹支曰“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剪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说明伊雒之间王畿近地陆浑之戎来居之，已荆棘之墟而豺狼之窟，其旷废若是；戎之东接于郑，郑之始来亦曰“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则雒东之荒莽犹戎之居；郑之东接于宋，《左传》哀十二年传曰“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锡”，则自郑而东犹隙地；晋之赂秦则“东尽虢略”，周之锡郑则“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伊雒河济之间皆沃土而开化独早之地，乃荆棘生之、荒凉已甚，岂以旱灾之故民之流亡者已多，地旷人稀故以之为虢郑之略，关中厥田上上，周郑且不居，其情又可想。正文又引《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劳之”“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认为辟国百里惟召穆公开拓淮汉足以当之，非召康公事；引《江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说明召穆公有事于徐淮，此所以为“日辟国百里”而宣王之功亦宏；引《左传》昭四年传“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岐阳之蒐、涂山之会、太室之盟等论齐功，则幽王盖亦欲力征四夷者；引《诗·苕之华》“闵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渐渐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说明宣王惟定徐淮而幽欲平荆舒，则用兵规模益远；引《小雅》“鼓钟将将，淮水汤汤”，故训传谓“幽王会诸侯于淮上”，朱右曾以“幽为太室之盟，颍水出太室而入于淮，意太室会后遂浮颍而入淮”；引《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说明幽王方用兵于荆舒，皇父为濯征徐国之帅臣，则向宜在淮上；春秋襄十四年“会吴于向”，于今为怀远县东北四十五里，当即其处，召伯营谢、皇父作向其事一也，故择有车马以徙之；引《雨无正》“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大夫离居”，皆为迁向之事；郑笺云“尽将旧在位之人，与之皆去，无留卫王。又择民之富有车马者，以往居于向”，知徙者为王官；笺又云“作都立三卿，皆聚敛之臣，礼畿内诸侯二卿”，尤见三卿非畿内采邑之制；引《诗》“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郑笺云“女何为役作我，不先就与我谋，使我得迁徙，乃反彻毁我墙屋，令我不得趋农田。此皇父所筑邑人之怨辞”，则当时作役之浩大亦可知。正文还引《诗·大东》“小东大东，杼轴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说明作向立三卿皆聚敛之臣，遂至东土之耗斁若斯，而反以奉西人之奢逸；引《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说明皇父作向而“择三有事”，则宣王惟竟武事、不留不处，至幽而后择车马以迁之，以皇父成召虎未竟之功，此周之专力于淮汉。正文还引《左传》“宋萧亳实杀子游”，谓宋万弑闵公于蒙泽事，宋都睢阳其东南境最阔包有彭城，春秋之初萧亳已入于宋，萧为附庸，亳则颛顼之后国于蒙，则宋之辟地于淮当在未入春秋之先，知周室既衰，宣幽两世所经略者已毕入于宋，此其东南境所以拓地最远。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