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纲要初稿 第九本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历史纲要初稿》第九本，1953年初稿本，前20页所见内容为“封建制度末期及其延续——明及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八四〇年）”部分。卷首以“第一節 朱元璋與明帝國的建立”开篇，正文叙述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军在朱元璋领导下完成推翻元蒙统治的事业，重建统一的汉族政权明帝国，使中国历史又走上向上发展的时代。正文介绍朱元璋（1328—1398）为濠州人，出生于贫困佃农家庭；1344年皖北灾荒疫疠，朱元璋十七岁时父母兄弟相继死亡，入皇觉寺为僧，不久被逐为游方僧，乞食在外三年，遍历今皖北、豫东、豫南各地；时逢彭莹玉、刘福通等借宣传白莲教暗地组织反元蒙斗争，朱元璋可能受到影响，几年流浪生活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和经验。正文指出朱元璋的出身和年轻时的遭遇孕育了他的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意识，对他后来参加斗争及决定许多策略有深刻影响。1351年农民大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等据濠州起义响应，元兵焚烧皇觉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充当“长九夫”；他因长期遭受压迫剥削和多年穷困流浪生活，培育了阶级感情和斗争精神，加之天资聪颖、敏慧过人，参加起义军后表现出勇敢、谦虚、刻苦、耐劳、有决断、有见识、讲义气、善于团结群众等作风，颇得郭子兴赏识；一年后回鄉号召农民参加红巾军，得七百余人，徐达、汤和等亦参加。正文还叙述朱元璋率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下打开局面，以三千人智取巧袭破元军数万，招降“民兵”一队，得精壮二万，严饬军纪，成为精锐善战军队，攻占滁阳；定远地主冯国胜兄弟和儒士李善长先后来投，冯国胜劝取金陵、收人心、奠立帝业根本，李善长劝学汉高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以定天下，朱元璋“大悦”“称善”，开始作新的打算，即不仅要推翻元蒙统治，还要容纳愿意合作的地主士大夫分子，统一天下，自为帝，建立汉族封建政权。正文又叙述1355年春朱元璋南克和阳，不久郭子兴死，元璋代领其众；刘福通等迎立韩林儿为帝，檄委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他所率农民起义军正式成为北方红巾军的一支；为表示恢复汉族政权的决心和责任，“奉宋朔，设位，军出入必告”，直到1366年韩林儿死为止，始终用龙凤年号，遥奉韩林儿为首领，这对团结起义军广大农民士兵群众和农民出身将校、坚持反元蒙斗争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正文还叙述廖永安、俞通海等率巢湖水师来投，朱元璋从和阳渡江取太平，次年春攻下集庆，改名应天，称吴国公；嗣后三四年在北方红巾军屏蔽下击溃江南元军主力，先后克复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大部地区；朱元璋常戒饬部下毋焚掠、毋杀戮，军队纪律严明，受到人民欢迎拥护。正文接着分述朱元璋攻下集庆后一面继续作战，一面大力开展巩固根据地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第一，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以供应军需，1356年设营田司修筑堤防、专掌水利，1358年任康茂才为营田使分巡各处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又令各将就地垦荒屯田“且耕且战”，几年后军粮充足，明令禁止征收“寨粮”，既恢复生产、减轻农民负担，也奠定恢复中华的经济基础，保证前方军队供应，这是朱元璋能够领导农民军获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每攻占一地派兵防守、镇压元蒙残余势力，选派较贤明州县官治理县政，1358年设“管理民兵万户府”编练壮丁为民事，“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逐渐以民兵维持地方秩序，抽出正规军专力作战，民兵也成为正规军主要兵源；第三，团结士大夫分子，朱元璋克复徽州时召儒生朱升问时务，朱升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虚心采纳，此后在江南有计划网罗大批士大夫分子，用礼请、威逼、软硬兼施手段罗致儒士宋濂及浙东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刘基、叶琛等，为他训练吏材、帮助策划和建立政权制度与规模；正文认为反元蒙斗争不仅是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为推翻元蒙统治、重建汉族政权，抛弃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宗教迷信的褊狭组织形式，代之以“恢复中华”的政治号召及团结汉族士大夫分子，孤立敌人、扩大自己力量，是必要的、正确的；朱元璋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本质转变，终于建立新的汉族封建政权，代替保留着奴隶制和农奴制残余的反动元蒙统治，新政權建立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要求、照顾农民利益，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正文还叙述起义军内部农民出身将领和地主士大夫之间矛盾也随之发生，但由于朱元璋正确领导没有形成分裂；韩林儿龙凤六年元旦朱元璋率部下向所设明王座行礼朝贺，刘基独瞪目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表明地主士大夫对红巾军仍然歧视；1363年刘福通、韩林儿等被张士诚军围困于安丰，向朱元璋求援，刘基反对出兵，朱元璋这一次没有采纳刘基意见，亲自率领徐达、常遇春等往救，明确表示自己和红巾军的血肉关系；在反元蒙斗争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依靠农民士兵群众，同时也诱导农民出身将领向建立汉族政权方向转变；对地主士大夫虽“礼用”使各发挥才能，但绝不容许他们在起义军将领中挑拨是非，更经常警戒他们不得扰民、虐民，这是朱元璋在反元蒙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关键；第四，军事方面特别注重纪律与训练，严明赏罚，优抚现役、受伤和殉难将士及家属，宽待俘虏，争取敌军投降，每一重大战役中所决定战略计划都发挥高度军事艺术天才。正文接着叙述朱元璋克复苏、皖、浙广大地区后，东与张士诚、方国珍，西与陈友谅境壤相接；陈友谅属长江中游红巾军系统，张士诚、方国珍最初也曾打起反抗元蒙旗号，但后来割地称雄，逐渐丧失原来斗争目标；陈友谅屡次进扰朱元璋根据地，并常约张士诚合攻；朱元璋劝他一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或各安一方，都不答理；张士诚日渐荒淫腐化，常欲先发制人，屡次袭击红巾军后方，既乘危攻杀刘福通，又一度投降元蒙；陈、张二人既不可能担负推翻元蒙艰巨任务，反而成为朱元璋腹背之敌；朱元璋要北攻元蒙，必须先消灭陈、张；1360年决定总战略计划，先图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稳定江南根据地，然后北伐中原，作战时尽量避免两面作战；1360年陈友谅侵陷太平，约张士诚合攻应天，势甚危急，张士诚军未发，朱元璋令康茂才致书陈氏诱其速攻，陈军进逼应天，朱元璋集中主力以逸待劳挫败陈军，张士诚按兵不敢动，朱元璋乘势攻取江州，陈友谅逃武昌；1363年陈友谅又乘朱元璋北援安丰韩林儿之际大举进犯，包围洪都，朱元璋回兵救援，大战于鄱阳湖，友谅战死，朱元璋派兵围攻武昌，友谅子陈理势穷请降，赣、鄂、湘地区相继平定；友谅既灭，朱元璋转以主力进攻张士诚，先取淮东地区，切断元军南下道路，而后攻取湖州、杭州，进围平江，1367年攻占平江，执张士诚，浙东方国珍不久亦降，江、浙地区相继平定，接着派军南定福建、两广，同时积极准备北伐。正文还叙述北方红巾军失败前后元蒙统治者内部矛盾爆发，元蒙统治者依靠新组成的一些蒙、汉官僚地主武装镇压北方红巾军，这些新起将领掌握军事实权后日益跋扈，形同割据，彼此争夺地盘展开激烈混战；先是孛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为争夺晋、冀而冲突，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与孛罗帖木儿连年仇杀，元朝廷也在酝酿政变，顺帝太子阴谋篡位，孛罗帖木儿反率兵入大都，太子出奔联合扩廓帖木儿反攻，孛罗帖木儿屡败被杀，扩廓帖木儿遂独揽兵权，将南下侵略江、淮，李思齐、张思道等不服指挥，扩廓帖木儿引兵西攻，李、张联兵据关、陕相抗，经年之间战凡数百，元朝廷削夺扩廓帖木儿兵权，扩廓帖木儿以主力军退据山西，顺帝太子总制各路兵马四面进攻扩廓帖木儿，攻杀不已；元蒙内部连年混战不仅大大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使北中国广大地区遭到更残酷破坏与蹂躏。朱元璋及时利用敌人矛盾，迅速派军北伐；吴元年十月召集各将领商讨北伐战略，随即命徐达为主帅率领精锐大军出发，檄告北方汉人指出此举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拯生民于涂炭”“使民各得其所”，望“兵至，民人勿避”，更不要受元蒙欺骗随其北逃，并特别提出蒙古、色目人如愿居留中国将一体看待，以瓦解元蒙势力；一面严饬将士所经之处或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这些正确措施在政治上立即收到极大效果，使军事行动很快得到胜利，而且在经济上也保证被元蒙严重摧残的生产力——人和生产资料——不因战争而再遭损害。次年正月朱元璋在部下拥戴下即皇帝位，正式建立汉族封建政权，国号明，建元洪武；是年春徐达、常遇春等所率大军遵循朱元璋指示战略路线，经淮北攻下山東各州县，接着回师南下收复河南，西克潼关派兵扼守，堵住李思齐等军队，旋又集中主力从汴梁北进，经今河北中南部直捣元都，七月以顺帝为首的元朝廷仓皇退出京都逃往塞外，大将徐达率军入大都，元蒙在中国统治最后被推翻，自石晋时丧失的燕云十六州到此始告收复；明军在以后一年里又相继收复山西、陕西和甘肃东南部，洪武四年攻克四川，明昇降，洪武十五年克复云南，二十年平定辽东，至是完成统一中国事业。正文还叙述明初发展生产与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策，指出恢复因元蒙残暴统治所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与巩固新建立起来的汉族封建帝国是明初重要历史任务，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就是为了巩固帝国而产生，并且为当时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政治保证；正文分述明初发展生产措施：第一，解放劳动力，明帝国把全国户口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种，把奴隶、农奴和工奴大都变成自由民户，农民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实际还过农奴生活，但比起元代总算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明代仍然有奴婢，但一般人所谓“庶民之家”不许占有，违者杖一百，官吏、豪绅虽得占有奴婢也有一定限制，大部奴婢多放为良民，另有一种“雇工人”在法律上地位比奴婢略高，明帝国曾明令把很多奴婢变成“雇工人”，奴隶、农奴和工奴的解放对于发展生产起着很大作用；第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招诱流亡和移徙农民去开垦荒地，洪武初令流民复业、听垦荒地、免租三年，又责成地方官招徕无籍流民垦荒、官给耕牛种子，并以垦田多少作为官吏赏罚标准；洪武三年又招诱流民和失田农民垦辟北方郡县近城荒地，人给田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并鼓励人民到山东、大河南北特别荒芜地区尽量开荒作为己业，“永不起科”；洪武五年再号召流民回乡各就丁力耕种，不限旧田；同时比较有计划地移徙流民或狭乡失田农民往垦荒地，予以免租三年优待，如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无业人民往临濠垦荒，官给资粮、牛种；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失田农民往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一年徙泽、潞失田农民垦大河南北田；二十二年徙江南农民垦田于淮南；历次移民都由官府给钞、备农具；更于洪武四年强制移徙江南豪民十四万户到凤阳垦田，犯官亦多罚徙凤阳屯田，并派官管理；正文还叙述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自幼受尽地主百般欺凌压迫，参加起义军以后甚至做吴国公、做皇帝以后还常受到地主歧视、敌视与反对，同时他深切了解农民是劳动生产者、是国家经费负担者，他们所过生活大都异常困苦，所以始终对农民怀有爱护之情；他曾对长子说“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身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又常告戒官吏要与民生息，不要损民、伤农，因而对待农民总政策是“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致于饥寒”；另一方面他虽不得不任用地主士大夫助其建立封建政权，但在情感上对于他们尤其是地主中反对派多少总残存着仇恨心理；此外还实行军屯，令军士一面屯种一面防守，既增加生产也加强国防力量，边境地区在屯田兵勤劳开垦下进一步被开发；到洪武二十六年经农民辛勤垦种结果，全国垦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全国荒地大多垦成熟田，同时由于明初予民休养生息，户口亦大增，是年全国有户一千六百零五万、口六千零五十四万，较之元极盛时期户增加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七百万人；明初除实施垦荒政策外还注意兴修水利，朱元璋曾下令各地方官凡人民条陈水利即时转奏朝廷，洪武二十七年特令工部修治陂塘湖堰以备旱潦，并遣国子生和技术人材分路督修全国水利，二十八年冬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处；这些措施目的主要虽在于稳定新政权、增加朝廷收入，但对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推进作用；第三，扶植工商业，主要表现在解放工奴和简约商税上，初定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令论，废除宋、元以来苛捐杂税，大量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裁撤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处，同年规定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初商货至京师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朱元璋命于水滨筑屋名塌房以贮货物便利商人，对于勒索敲诈官吏则严加惩处，如彰德税课司因抽果蔬、饮食、畜牧诸物税被罢黜税课司官职，平遥主簿成乐“能恢办商税”以“剥刻下民”而受审讯；这一切对工商业恢复和发展都提供有利条件；以上是朱元璋从积极方面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其政权的措施，在消极方面对于刚收复地区或遇水旱荒年，即使在军国费用筹措困难时仍颁布命令减免租赋、设法救济，并设预备仓以为经常性救灾准备；又恐官吏贪污虐民影响人民生产、危及建立伊始而未臻巩固的政权基础，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对来京朝贺的各地府州县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戒勉他们约己利人；对于贪污官吏则用严刑惩戒，官吏贪赃满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为民害者逮赴京师筑城，同时允许人民直接到京师控诉地方官吏罪恶，又定制人民均得上书言事，用密封交通政使司直达皇帝；正文认为只有由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在他以前或以后任何封建帝王中都找不出第二个，虽然在封建社会里这些政策实行不会彻底而且也逐渐成为具文，但在当时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却收到一定效果。正文还叙述明初为澄清长期在元蒙统治下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紊乱局面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特别是为清除奴隶制与农奴制反动残余更必须集中法律、政治乃至军事统治力量；被推翻的元蒙统治者虽已退避塞外但仍保有相当实力，对明王朝经常有着卷土重来的严重威胁；国内还有很多地主分子不肯与明王朝合作，甚至在有些旧地主士大夫分子思想意识中还暗奉元蒙统治者为君主，并对出身农民起义军的朱元璋及其所建立政权怀有阶级仇视的敌意；至于那些暂时与朱元璋合作的旧地主士大夫分子也大多貌合神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明王朝在稳定政权过程中便逐渐建立高度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正文叙述朱元璋个人特点在建立封建政权以后有很大转变，特别是由于他已转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首领，对一般官僚地主阶级采取相当程度妥协手段以换取他们支持与拥护，但对于旧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却始终不十分信任；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图谋叛，李善长知而不举；洪武二十六年大将蓝玉骄纵跋扈图谋不轨；这种种事件更使朱元璋感觉部下多不可靠；胡惟庸、蓝玉等恃功仗势逐渐变成大的恶霸地主，欺凌人民无恶不作，而胡惟庸更勾结日本和元蒙残余势力企图危害明政权，成为叛卖国家民族的奸贼；朱元璋对他们实行严厉镇压之后并废宰相之制，使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这就促成明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正文叙述明初高度中央集权政策主要表现在军政大权集中上，元代地方的行中书省职权太大到后来几乎无所不统、朝廷无法控制，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代表，宣扬并执行朝廷政令，布政使司分区大体继承元代行省，但布政使职权只限于民政和财政，另外有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三司，直接由朝廷指挥，避免外重内轻而便于皇帝控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废中书省、不设丞相，并提高六部地位，使分任朝政，而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命令，后因事烦特设内阁大学士，但亦仅备顾问、无权处理政事；又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掌兵籍，各领所属都司卫所，都督府虽管兵籍军政却不直接统带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命将充总兵官统率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主帅还印、兵归卫所，军队调遣归兵部，统帅任命和总指挥权则归皇帝；总之政权和军权统由皇帝一人总掌；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并于左右都御史之下设许多监察御史，监视和纠劾朝廷及地方官吏行动；一切军政大权统归皇帝直接掌握与行使，这是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正文又叙述朱元璋采取与中央集权相矛盾的措施即封建诸王，洪武二年定封建诸王之制“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洪武十一年使诸王就藩，王府得设置官属、掌握一定军权但不能干预民政，晋王棡、燕王棣等且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大将如冯胜、傅友德等均归其节制，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请示皇帝；正文认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地主士大夫分子本有恶感，当他做了皇帝成为全国最大地主之后便企图用一切手段永久维护他的统治地位，特别在接受了胡惟庸叛变的经验教训之后更认为天下最可靠的唯儿孙而已，于是把军权托付诸王，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内地各大都会也以皇子出镇，星罗棋布、屏藩皇室；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虽能推翻残暴封建统治者和推进社会前进，但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因为农民自身不足以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或引起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但是从社会发展总形势来看朱元璋的业绩还是伟大的，这一点不仅在于他推翻了元蒙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尤在于他的事业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正文还叙述朱元璋死后其嫡长孙惠帝继位，用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诸王藩封，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棣据北平起兵号称“靖难”，建文四年燕王棣攻陷南京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惠帝不知所终；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迁都北京；明成祖继承朱元璋中央集权政策，更加巩固和发展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接着为“第二節 明代對外關係”，正文叙述对蒙古的防御，洪武元年七月元蒙统治者在明大军全力进攻压力下从北平逃往塞外据守开平，但仍保存相当实力，元顺帝及其继承者屡遣兵南下侵扰欲图恢复，严重威胁新建立明帝国；朱元璋为巩固新建立汉族政权、保障国内安定，不仅对内迅速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肃清反抗新政權旧势力，对外还须坚决抵抗和打击企图卷土重来的元蒙势力；朱元璋对元蒙残余势力始终采取争取通好但坚决打击侵扰的攻势防御政策；正文叙述洪武元年冬扩廓帖木儿奉元主命从山西出雁门将经居庸关攻北平，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等率军直捣其太原老巢，扩廓帖木儿被迫回救大败逃往甘肃定西，屡为西北边患，并与据守甘、陕的李思齐、张思道等互为声援时图内扰；洪武二年明军正全力收复陕、甘时元主又数度遣兵侵扰北平外围，朱元璋被迫调常遇春军回援北平，乘势攻克开平，元顺帝逃往应昌；洪武三年元顺帝死，明兵分两路进攻应昌、定西均获胜利，扩廓帖木儿拥元顺帝子爱猷识理达腊逃往和林仍时时企图南下恢复元蒙在中国统治；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但元将仍不断侵扰边境；朱元璋认识到如不与元蒙残余势力复和好或给以严重打击便无法保障北方边防，于是一面屡派大军出塞进击，一面在每次发动攻势前后遣使去和林试图修好但都毫无结果；同时在军事上也积极作防御布置，沿边设关隘分地屯守；洪武二十年蓝玉等率兵十五万出击大捷，次年大破元兵主力于捕鱼儿海，俘获七万余人，至是“漠北削平”，元蒙残余势力始基本上被打垮；其后蒙古内部发生分裂，各部互相残杀，约在明成祖永乐初鬼力赤篡立称可汗，去国号改称韃靼，元统至此始绝；成祖继承朱元璋遗策，一面遣使与韃靼通好，一面严饬边防，缘边岐垣深濠烽堠相接，且将城墩增厚加高、贮藏粮柴药弩、墩旁开井围之以墙以备固守；永乐三年中亚蒙古帖木儿帝国亦拟假道别失八里东进攻明，企图恢复蒙古帝国统治，成祖一面加强甘肃边境警备，一面派郑和等下西洋，企图联络印度等国对帖木儿帝国造成包围形势以牵制其兵力，帖木儿率军东侵刚出发病死，对明攻势亦因而停止；永乐七年韃靼杀明使者，明与韃靼战事又起，成祖自将五十万大军亲征大败韃靼兵于斡难河；永乐二十二年韃靼又扰边，成祖再度亲征，韃靼首领阿鲁台远遁，韃靼势力渐衰，瓦剌继起；瓦剌居杂西，成祖时其酋曾受明册封为王，宣宗宣德九年大酋长脱欢杀阿鲁台并其部众势力日益强大，英宗正统四年脱欢死，子也先继立，征服蒙古北部、西掠哈密、东逼朝鲜，成为明帝国北方严重边患；正统初明廷尚注意边防，正统七年英宗亲政后信任太监王振，政治日趋腐败，北方边防渐弛，引起瓦剌向南侵扰野心；正统十四年秋瓦剌大举南侵，也先自率大军进犯大同，王振挟英宗亲率大军迎敌，边将悉归节制；王振专权跋扈、贪污勒索、肆行无忌，既毫无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而又刚愎自用，因之遂在这次战争中造成严重失败；王振初议大军出紫荆关过蔚州至其家以事炫耀乡里，继而又恐大军过境蹂躏其家乡庄稼，乃中途改道宣化，军士迂回奔走疲惫异常，大军刚至大同因形势危急又仓促退回土木堡，也先轻骑追击，明军大溃，死伤数十万，随行大臣死五十余人，王振为乱兵所杀，英宗被掳北去，这次由明统治者昏聩无能所招致的失败史称“土木之变”。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