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纲要（初稿）第一本

本书为《中国历史纲要（初稿）第一本》，署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1952年北京印行。OCR前20页可见封面、第一章“上古中国境内人类社会的发展——秦以前（？—公元前二〇七年）”及第一节“史前时代”等正文，内容从中国境内早期人类写到春秋战国。

正文首先叙述在祖国领土上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1927至1937年间，考古学家在北京西南周口店发现旧石器时代初期“中国猿人”（又名“北京人”）的骨骸化石及其文化遗存；中国猿人是五六十万年前生存在中国的原始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最粗糙的简单石器，也会用最原始的骨器，遗址中发现很厚的灰烬和经火燃烧过的动物骨骼化石与土石，证明他们已学会用火。正文还述及1922至1923年间在宁夏河套地方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套人”，1933至1934年间在周口店山顶洞发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能磨制一端有孔一端带尖的骨针，并制造带孔石珠、兽齿、骨坠和蚶壳装饰品。正文结合古代传说，述及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等传说反映原始人生活和生产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可见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流域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主要系统。仰韶文化因最早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生产工具已经相当进步，石器一般经过琢磨，种类有斧、锛、刀、锤、箭头、矛尖、杵、锄、纺织轮等，骨器有箭头、锥、针等，文化特点是使用红色陶器，陶器上一般绘有彩色花纹，村落遗址中发现不少猪、鹿、羊、马、牛等兽骨而以猪骨最多，证明当时家畜饲养特别是猪的饲养已成为生活重要部分，也证明已有原始农业和粗糙纺织品，人们已脱离“原始人群”的流浪生活逐渐走向定居，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龙山文化典型发现于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鎮，特点是使用黑色陶器，有薄如蛋皮的精緻黑陶器；生产工具除磨制石器和骨器外，还发现不少蚌器，有蚌製刀、锯、锤和箭头等，蚌刀、蚌锯用作收割禾苗很合适；龙山鎮出土中最可注意的是卜骨，说明人们已有占卜习惯；遗址中也有很多猪、狗、马、牛等兽骨，以猪骨和狗骨最多。正文据此说明氏族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和以狩猎与农业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物质生活状况，并结合黄帝、尧、舜、禹、汤等传说，说明氏族会议和选举、尧舜禹“禅让”、夏太康因游乐无度而遭氏族成员罢免等，反映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又述北中国肥沃地区各氏族部落斗争，东部夷族、南部苗黎族、西部羌族长期进行流血斗争，因氏族间斗争需要许多氏族联合成部落，传说有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舜与苗黎的斗争等，说明中国曾长期存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社会，但生活资料异常贫乏，人类几乎完全处于自然界的奴隶状态。

正文随后叙述殷商时代的铜器和甲骨文记录。殷商铜器很早就有发现，铜器上有的刻有铭文，宋人已开始著录，晚清出土器物日多并有人开始研究，近几十年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得到更丰富收获。甲骨文从1899年开始在平原省安阳县小屯村殷墟陆续发现，都是殷商后半期遗存，殷“王”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占卜之后常在甲骨上面写刻所问事情和日后“应验”，甲骨文大部分是“卜辞”，包含丰富殷商文化史料。正文述殷人是东夷族，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间，古代传说中的帝喾、舜、俊、夔、契是一个人，即殷人特祭的最远先祖；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根据甲骨文，殷人先祖有王亥和相土，传说记载他们已会驯养野生牛马，可知此时殷人已开始由狩猎发展到驯养野生动物；成汤时代（大约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前后）击溃中原羌族——夏，占有黄河中下游肥沃地区后，殷族迅速发展；由成汤到盘庚迁都五次，最后盘庚发动大迁徙时曾引起殷人反对，可知殷族发展到此时长久定居条件已接近成熟，经济基础是农业已有发展；自盘庚迁殷后定居约二百余年，很少迁徙。正文还述殷“王”职权首先是祭祀和军事，其次是组织农耕牧畜；殷商后半期殷族与他族斗争相当多，殷“王”组织或主持每一次斗争，亲征以商纣（帝辛）时最多；斗争频繁过程中加强“王”的权力，扩大财富，并产生大批俘虏；俘虏较早时期大批被杀戮或祭祀时作牺牲，甲骨文中有不少记载。殷墟墓葬发掘也提供殷末社会知识，最可注意的是侯家庄西北冈一个墓葬中发现百数以上当作牺牲用的人头骨和肢体；1950年春殷墟武官村发掘的大墓中，墓主人周围放置一些殉葬人，这些殉葬人保全首领，可能是墓主亲属和侍从，大墓外许多散葬坑中尸骨完全俯身斩首，大概是历年祭祀的牺牲；随墓葬大小殉葬物品丰俭不同，武官村大墓中有金、玉、贝、蚌、铜器和各种雕花骨器、石器等数百件，铜器形制伟大、雕镂精工，四盘磨中墓只有铜器、玉器、陶器数十件，小墓中仅发现瓦盆和牛骨，反映当时社会已开始财富不均的阶级分化；古史有“纣有臣亿兆夷人”记载，可见殷商末期特别是商纣时俘虏大批保留下来，转化为供“帝王”驱使的奴隶。正文还据殷墟发掘说明殷商经济文化：青铜器冶铸技术已相当高，器物大致有细緻花纹，技术之佳在世界古代艺术中占极高地位；出土铜器以兵器、祭器、食器最多，大的如“司母戊鼎”重一千四百市斤，上有精緻雷纹、龙纹和饕餮纹，小的如勺、爵、铜镞也很精巧；石、玉、陶、骨、木等雕刻艺术也相当精美，但只是当时“帝王”贵族用品。农业在盘庚迁殷以后已成为相当重要的生产，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记载，“众”大概是奴隶，“协田”即原始集体耕作，与木製耒和大量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相适应；殷墟发掘很多石斧、石刀，考证这种製作粗陋的石刀是当时收穫用的农具；甲骨文中“禾”“黍”“麦”等字数见不鲜，卜求年卜雨记录很多，殷人祭神多用酒鬯，殷人好酒，同样说明农业的发展。殷商时代牧畜还是相当繁盛，甚至是重要生产事业，后世所有家畜如马、牛、羊、豕、犬在殷时已具备，殷“王”祭祀时用牺牲很多，牛羊有多至三四百头者，甲骨文记载狩猎事也很多，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和畜牧业已有初步分工。殷商时代已有与农业相关的历法，而且比较严密，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称当日白昼为“今日”，称当日夜为“今夕”，以一句内未来日为“昱（翌）”，一句外未来日统称“来”，过去之日称“昔”，还用干支相配纪日，曾发现比较完整的甲子表骨版，可见祖先在这样早期已有相当准确的时间观念。甲骨文字是已发现的中国文字中最古的一种，是简化了的象形文字，并有不少形声字，可能是殷人承继前人文字创造而加以发展，但就甲骨文字本身说也还在发展和形成中；殷人不仅发展原始文字，又因农业需要而创造历法，对中國歷史發展曾起很大作用。

正文还述周族起源与发展：殷商末期，羌族的一支周族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殷商两大族早已不断发生斗争，大抵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羌族一支被迫逃往西北，此即周族祖先；逃往西北的周族到公亶父时代（约公元前一千二三百年间）还过着穴居野处的游牧生活，自公亶父迁到岐山下的周原（陕西岐山），加入另一氏族（亦属羌族），开始定居，此后迅速发展，并开始正式与殷族为敌；公亶父之子季历曾伐西落鬼戎，赶走西北方强大鬼方族侵扰，后为殷“王”文丁所杀；季历子文王立（相当商纣时代），征服附近许多小氏族小部落，如密（密须，在甘肃灵台）、邘（平原沁阳）、崇（陕西鄠县附近）等，并在西北逐走鬼方族昆夷、畎戎，扩大领土，捕获大量俘虏，同时积极参加并领导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周族已形成中国西北部强大部落。与周族迅速发展同时，殷族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富有的和有权力的贵族利用各种可能机会偷窃、抢劫、收受他族贿赂、勾结他族敌人、为非作歹；商纣对本族老成人劝告也置之不理，殷族社会内部极为纷乱；殷族对东夷长期进行掠夺战争，虽掠回大批俘虏，但自身力量也日渐衰弱；周文王乘机向东进克黎邑（在今山西长治、黎城一带），给殷人很大威胁。不久文王死，子武王（姬发）带三千战士，联合八百个反对商纣的小氏族小部落武装力量东向伐殷，大约在公元前一一二二年打下殷都朝歌（平原淇县）；商纣因迫俘虏与武王战，俘虏临阵倒戈，纣败自焚而死。周武王灭商纣后未能完全征服殷族，乃封纣子武庚统治殷民，并派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武庚；但这次打下朝歌斗争中，周贵族掠夺胜利果实，实际作战的周人一无所得，引起周族内部矛盾。周武王死，子成王年幼，周公旦继立，三叔因争夺承继权联络武庚发动大叛乱，殷族及其联盟各部落也乘机而起反对周族新建统治。周公是当时周族最杰出的领袖，一方面与周族其他贵族商量，宣布成王承继王位，他只代行执政，以安定内部；另一方面对叛乱决定坚决镇压，立即大举东征。斗争进行三年，杀了武庚和管叔，驱逐蔡叔和霍叔，征服淮水下游淮夷和奄（山东曲阜一带）等十七个部落，把周族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周公东征胜利后实行几项重要措施：因周族根据地在西方（周都镐京，即今西安附近），营建东都洛邑（洛阳），加强周族在东方控制，以便对殷人就近镇压；把殷民大批迁到洛邑建造新城堡，把另外几部分殷民分配给分封各地周贵族，令其从事垦殖和劳动生产，分散殷人基本上消灭殷人在北方组织反抗的可能性。其次，为巩固周族统治、缓和周族内部矛盾，把兄弟子侄姻亲功臣分封于外，使他们带着各家族武装力量和俘虏到指定地方垦殖，特别是殷奄旧地，同时继续征服当地未被征服部落，镇压殷族及其联盟各部落；姜尚封齐，到营邱（山东临淄昌乐间）后辟草莱而居，且与土著部落（莱夷）展开斗争。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荀子说周的子孫如不是疯子和白痴，都做了天下著名的诸侯；如伯禽（周公旦之子）封于鲁（旧地），康叔（周公同母弟）封于卫（唐殷地），唐叔（成王弟）封于唐（今山西地方，后成晋国）等；分封到各地的诸侯都称周王室为宗主，一般也称宗周或周室，彼此互称宗国；宗是祖宗，室是太室即太庙，表示属于共同祖先，他们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统治系统。西周除裂土封国授以疆土外，授民记载也很多，伯禽受封时赐以“殷民六族”，康叔受封时有“殷民七族”，唐叔受封时有“怀姓九宗”；此后周金（金文）中锡土锡民之例更屡见不鲜；“民”在周初又称“人鬲”，或省称“鬲”；如成王时“矢令簋”铭文载“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康王时“大盂鼎”铭文载“锡汝（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六夫”等。一部分殷人被迫南迁江淮流域，即商纣开拓出来的东南夷旧地，与当地部落合作建立起宋、徐、楚等“国”；此外还存在几个旧有著名部落，如陈（在河南淮阳，传说为舜后裔）、杞（在河南杞县，传说为夏后裔）、焦（在安徽亳县，传说为炎帝后裔）等。周初在殷周两族有的生产技术基础上，把大批役布等族人民变为生产劳动者，周贵族并亲自组织他们从事耕种，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后来大批俘虏从事生产劳动，周贵族逐渐走上“耽于逸乐”生活，过去组织生产劳动逐渐变成仅仅在耕种时去带头推一下耒或发一齿土，即所谓“天子耕藉田”礼节，至周宣王不藉千亩，可知连这种形式也不举行了。西周农具虽仍为木、石器具，但有一定进步，特别是随着周族与殷族融合，相与耒两种农具结合，产生新农具“耜”——这已是犁的前身。周公对殷文化采取虚心接受和学习态度，使周族贵族子弟学习殷人文化和艺术，从而产生殷周族混合文化，为中国后代文化发展立下很好基础。

正文还述周公东征胜利和实行上述措施后，安定了混乱社会秩序，奠定周族统治，使周族有力量抵御西北强大鬼方族对中原地区骚扰。鬼方族来源甚远，上起远古尧舜时期，一直是西北方强大威胁，殷周时代殷周两族曾不断与之斗争；所谓古代荤育、殷周时代鬼方、昆夷、混夷、串夷、畎戎、严允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狄和胡、秦汉时代匈奴，大抵都属同一族；他们在周初经常出没于镐京西北方，成王时曾伐鬼方，俘人至一万三千余，周穆王时因他们不断骚扰曾西征把他们赶走，但后来到周懿王时却因他们威胁，懿王甚至被迫一度迁居槐里（陕西兴平）；自此以后随着周室衰微，他们日益成为周室严重威胁。周室内部矛盾到周厉王时代更加尖锐，厉王为增大自己财富，以共主资格任用荣夷公专利，与周室贵族展开剧烈斗争，并以压制手段对付他们的不满和反对，结果“国人”于公元前八四一年把厉王赶走，拥护共伯和为共主，由公元前八四一到八二八年的十四年间号称“共和”。公元前八四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实纪年的开始，此后中国历史才有准确年代。周王室内部斗争直到公元前八二七年周厉王死后周宣王立才告一段落，这时周室力量已大为削弱，而各地“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强大；严允南下侵扰虽被宣王赶走，但南方荆蛮也开始北向扰掠，随后又有姜戎向周室进攻，宣王虽然仍进行抵抗，可是因力量不足而大败。公元前七八一年周幽王立后，因“太子”问题，申侯、缯侯联络畎戎向周幽王进攻，此时周室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结果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申侯等共立幽王子姬宜臼为共主，是为平王（公元前七七一年）。周王室陕西根据地已处于严允畎戎严重威胁之下，平王被迫东迁洛邑（公元前七七〇年），并将关中根据地赐给原来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许其如能驱逐畎戎即可领有其地，这样秦襄公便在那里建立秦国。周平王东迁后史称东周，平王既失关中根据地，东周领域亦或由“诸侯”占据，或被迫赐与土地，日益缩减，周王室共主资格因而名存实亡。此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正文还述春秋战国生产力发展：春秋中叶以后，一般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大致已用铁制，这时铁虽然在兵器上还不能排斥青铜，但对于广大田野耕作和森林地域开垦已成为可能；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用铁铸刑鼎，说明春秋后半期铸铁技术已有相当进步。同时手工业因有比较坚固而锐利工具也随着发展起来，并由于交换关系发展，手工业分工逐渐走向专业化；据载楚攻鲁，鲁献木工、缝工、织工各百人求和；春秋时代百工都是工奴，政府设工正、工师或工尹管理；从管仲治齐划“工商之乡六”，可以看出当时工奴还是集中管理；由“工商皂隶，不知迁业”和“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记载看，工农分业还是世袭的。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货币经济渐渐抬头；到春秋后期商业资本已很有发展，各国间出现贵族以外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商人势力逐渐增大；如郑国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以犒秦师，使秦兵不敢袭郑；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以经商致富；他们有的可以结交诸侯卿大夫，有的甚至能影响政治。随着铁器广泛使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和技术迅速提高；到战国时代农具已有耒、耜、铫、镈、鎒，可能还有人挽的犁，工具方面也有斤、锯、锥、凿等，均系铁制；由于铁制农具使用，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这时可能开始有牛耕。由于铁制工具使用，为古代中国灌溉技术发展造成有利条件，从春秋末到战国时代各国开渠治水工程广泛展开；在四川灌县建设了至今全国甚至全世界闻名的都江堰，用以调节岷江水流，使广大成都平原上三百余万亩田地得灌溉之利；在关中有郑国渠开凿，灌溉渭北田四万顷，使当时关中成为沃野；其他中原地区治水工程更不可计数。战国时代手工业也有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冶铁业发达和冶铁技术进步，赵国郭纵、卓氏等都以冶铁致富；其他各种手工业如纺织业、竹木业、车舆业、冶铜业等都有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基础上，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飞跃发展起来，大商人如白圭、倚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等都能以财富与王者分庭抗礼；阳翟（韩都，在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竟能以其财富操纵秦国政权。随着商业发展，金属货币也成了重要交换手段，金属货币出现大抵在春秋中叶，到战国时代才盛行起来；货币样式很多，各国货币不但形式不同，大小轻重亦异，但此时充作早期货币的龟贝宝玉之属也未完全消灭。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发展，高利贷也活跃起来，贵族如齐的孟尝君也经营高利贷，借此掌握新的经济力量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权力。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影响下，各地区逐渐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安徽寿县）等。战国时代尽管商品货币关系有很大发展，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它的发展界限也只能十分狭窄。正文还述“五霸”与“七雄”：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以后已衰弱到不能自存地步，但其他各国由于互相兼并关系，到春秋时代逐渐达大国势力彼此接触程度；大抵山东诸国被并于齐，西北诸国（包括周族根据地）被并于秦，河北山西诸国被并于晋，江汉、淮、汝诸国被并于楚，其余未被吞并的也衰弱不振或因处于两大国之间得以暂时保留；因此周初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仅剩百余国，而比较大的只有秦、晋、齐、楚、鲁、卫、燕、曹、宋、陈、蔡、郑、吴、越等十四国，其中最强大为秦、晋、齐、楚。春秋初期许多姬姓或其姻亲各国借口维护周王室“共主”地位，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图扩大自己势力并代替周王室攫取对各国及人民贡纳勒索权，而达到自己掠夺和兼并目的，因此各大国间展开争霸斗争。首先是周室姻亲齐国兴起，齐在今山东中部及东部沿海一带，膏壤千里兼有鱼盐之利，复经杰出政治家管仲整顿，造成齐桓公（公元前六八五—六四三年）称霸中原条件；管仲对内开源节流以减轻农民小生产者负担，对外发动战争兼并弱小、掠夺劳动力和财富以发展国内经济、缓和矛盾；管仲并借“尊王攘夷”口号攫取各大国对小国勒索权，在其他诸国间建立齐国威信；由于管仲政策胜利，充实齐国实力，提高齐国威望，一方面巩固齐国贵族统治者统治权力，另一方面也减少当时北中国混战，即减轻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破坏，同时齐国因此团结中原各国共同抵御北方和南方落后部落对中原地区掠夺与蹂躏。继齐桓公而起有晋文公（公元前六三六—六二八年），晋在今山西省及与河北、平原、山东、河南、陕西各省毗连地区，地域广大，东西长二千余里；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大败楚军于城濮（平原濮县），遂成霸业；后来晋楚战争中晋又常获胜；在晋国称霸时西邻秦国也开始强大起来，秦穆公称霸西戎后于公元前六二七年乘晋文公之丧出师东向进窥中原，为晋襄公大败于殽函（河南洛宁），东进受阻。楚在春秋时代陆续吞并江汉流域许多小国，势力逐渐伸张到淮水流域；至楚庄王时侵陆浑戎（河南嵩县），耀兵于东周洛邑城郊（公元前六〇六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晋（景公）楚（庄王）邲（河南郑州）之战，晋败，楚势极盛。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吴、越相继强大，在完成对东南地区兼并和支配后开始向西北进展，企图争霸中原；吴王夫差战胜楚、越，北上与晋定公会于黄池（平原封丘）等。以上内容可见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叙述中国上古史，结合考古发现与古代传说，重点讨论原始社会、殷商奴隶制、西周封建分封宗法、春秋战国生产力变革与兼并争霸，具有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历史教材与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