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社会史 第三分册 从东汉到三国

本书为梁园东所著《中国政治社会史》第三分册，副题“从东汉到三国”，195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册接续前二册，集中讨论东汉至三国时期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目录显示，第十二章为“东汉初年的一些设施和地方权力的扩大”，述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世情况（公元二五至八八年），包括汉光武裁抑豪族、“度田”的乱事、解放奴婢、救济贫民；汉光武裁抑三公、尚书官制的起源与进步性、地方权力的扩大；北方民族的变化、豪族发展下民族仇恨的加深、域外交通的发展。第十三章“形成宗教的时代（上）”，述和帝、安帝、顺帝至桓、灵间现象（公元八九至一八三年），包括豪族地主阶级发展的顶点、所谓东汉士风、政治上的末路——外戚宦官专政、党锢之祸，以及灾荒、地震、疾疫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第十四章“形成宗教的时代（下）”，述方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佛教的传布；极端命运论和王充的《论衡》；统治阶级的腐朽——颓废、放荡、“浮华”；劳动人民的创造、纸的发明、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医药的发达。第十五章“黄巾起义。割据的实现。门阀政治。民族迁徙”，述东汉灵帝、献帝及三国时代（公元一八四至二六四年），包括黄巾起义、地主阶级的割据；曹操的改革、魏蜀吴三国的分立、三国的发展；门阀政治——九品官人法、门阀阶级的学说玄学、门阀阶级的争哄；黄河流域人口的南迁、边疆民族的迁入。正文已见第十二章，作者指出刘秀是以豪族大地主兼刘氏后裔而推翻王莽，其集团代表豪族大地主，刘秀本人即恶霸地主，其姊夫邓晨世吏二千石，岳父郭昌为真定著姓，有田宅财产数百万，另一岳家阴氏自前汉宣帝以来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其他李通、寇恂、祭遵、王丹、马援、刘植、耿纯等亦多为著姓、富给或率宗族宾客数千人。作者分析刘秀做皇帝后与刘邦不同，刘邦以培植豪富地主势力为政，刘秀则以裁抑豪富地主为政，原因在于西汉末年“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情况，豪族大地主太多，劳动人民日益穷困，流为奴婢、徒附，国家纳税人减少，财政极端困难，王莽未能解决，刘秀面对现实不得不裁抑本阶级豪族地主以维持统一政权。文章详述汉光武三项政策：清丈田地即“度田”，大量解放奴婢并救济贫民，裁制臣下、大权独揽并建立尚书官制。度田施行于建武十五年，因天下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诏下州郡检核，但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河南、南阳因帝城帝乡多近臣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十六年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乱事虽平而度田不了了之。作者又举董宣、樊晔、李章、庞参、陈龟、周纡等酷吏裁抑豪强事例。解放奴婢方面，列建武二年、六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诏令，禁止杀戮、炙灼奴婢，免所炙灼者为庶民，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救济贫民方面，列建武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六年及明帝、章帝时赐粟、赐公田、募人徙肥饶、赐公田雇耕佣等诏令，并论军士屯田、赦免罪犯为民事。作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已微弱的专制君主向日益强大的豪族地主争权的表现，不必寻找善意，但可见统一政府与割据性地主阶级不同，专制君主统一政府多少有点进步性。文章还讨论西汉大量使用奴婢而东汉初年解放奴婢、赦免罪犯、转化为普通人民从事生产，并非西汉奴隶社会到东汉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征候，而是雇佣劳动大量发展、渐渐代替残余奴隶劳动的结果，并举成帝营昌陵“卒徒工庸以钜万数”、平帝时“顾山钱月三百”及东汉夏馥、申屠蟠、班超、庚乘、孔嵩等傭工事例。第二节述汉光武裁抑三公，引仲长统“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说，说明尚书台由秦、汉少府尚书发展而来，成帝时增尚书员五人，分主四曹，光武扩为六曹，设左右丞、侍郎、令史，六曹尚书与尚书令、尚书仆射称“八座”，总称“尚书台”，实际政务归尚书，三公权力大减，且灾异变咎辄切免公台，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免冠自劾。本书以政治社会史视角分析东汉豪族地主发展、统一政权与割据势力矛盾、官制演变、宗教形成、黄巾起义、三国分立与门阀政治，对研究秦汉魏晋政治社会史、阶级关系与制度变迁具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