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 第二讲 论西汉时代（公元前三到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本书为《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第二讲，题名《论西汉时代（公元前三到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由苏联学者J. M. 杜曼讲，张广达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封面、版权页及正文版式看，当为20世纪50年代前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排印本，版权页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琉璃殿170号”，并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4号”，印刷者为京华印书局，新华书店总经售。本次仅见前20页，未见完整版权页与出版年，故出版年暂置于1950—1979年，待确认。

该讲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展开，核心是讨论中国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的时间。作者指出，苏联科学刊物上曾有意见认为中国奴隶制度在东汉灭亡之后，即公元三到四世纪才为封建制度所代替，但这一意见在最近几年中遭到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苏联东方史学家的反驳。作者本人也改变了旧说，认为西汉皇朝统治时期，即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4年，中国最后形成了封建制度；至于封建制的因素，则在此前数百年、东周时代（公元前八到三世纪）的奴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

正文首先从土地关系与土地占有形式入手分析西汉社会经济制度。作者认为，到公元前三世纪时，此后两千多年间一直存在的各种土地占有形式与土地使用形式已基本形成。在中国，土地在法律上概属皇帝所有，即国家所有，但土地国有制并不排斥土地私有制平行并存；土地私有制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并在西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当时文献提到“民田”和“公田”，说明两种基本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与此同时，封建的有条件土地占有制也发展起来。汉朝皇帝将一部分国家土地分封给家族成员和其他贵族代表人物。作者引用司马迁记载，指出西汉皇朝夺得政权时，有一百多人获得列侯爵位和土地，受封者共143人，其中137人是刘邦的战友、有功军官和官吏，其余六人是皇帝家属及皇后亲属。列侯封户多少根据功勋大小而定，计算领地大小依据封户多少，即随土地一起封赐的依附农民数目。诸王领地更大，汉高祖末期有十个王或藩国，其中九个系出皇室刘姓，藩国“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可任命官吏、拥有军队，形成不受中央政权约束的小朝廷。诸王势力强大导致与中央政权对立，并引发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采取剖分诸王领地等措施，如“梁分为五”，新封诸王“大国不过十余城”，并剥夺其行政权。武帝时又令诸王推私恩分地给子弟，进一步分散封建主领地，如“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并在十三州任命部刺史以加强控制。

作者还分析大官僚领地、军功爵食邑、国家公田、屯田与移民实边等问题，指出耕种汉朝贵族土地和国内其余土地的都不是奴隶，而是缴纳代役租、自己有细小私有经济的农民。农民向封建主缴纳货币代役租，最低不少于每户200钱；此外还须承担各种赋税、徭役和兵役。国家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则承担土地税、算赋、口赋、更赋及盐铁等间接税，并服筑城、挑河、治河、修堤等劳役。武帝时治黄河曾发卒十万人，司马迁《河渠书》也多次提到用“卒”凿渠，每次发卒数万人。作者又论及私人土地所有制、土地自由买卖、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商人兼并、租佃制和对半分成等问题，引用董仲舒、晁错、张禹、王莽等史料，说明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文章大量引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西汉会要》等中国文献，并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关系与直接生产者关系的论述，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分析特色。

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