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遗著（全）

本书为《黄远生遗著（全）》，黄远庸著，王有立主编，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出版，属“中华文史丛书之卅八”，据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封面并注明“民国廿七年铅印本影印”。卷首有黄远庸遗像及遗墨数种，包括致陈叔通书、致傅放之书等，并有一篇未署名序文，详述黄远庸生平、性格、写作情形及遗著编纂经过。序文作于黄远庸被暗杀之后，作者自称是其“至好的朋友”，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听到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当时“脑筋所受的震动”终身难忘，后“想把他生前所作的文字编辑成书做个纪念”，历经耽搁，终于编成这部遗著。

序文对黄远庸其人有生动记载：他喜欢谈天，所谈忽而此忽而彼，总叫人听着不想走，又没有半句粗俗鄙鄙的话；有时批评一两句总可以发笑；有时烦闷起来发些牢骚议论，往往可见其很深邃的思想；性情近于消极，却没有一点颓唐气象；最怕寂寞，精神能够吸引许多朋友天天轮流不断到他家里聚会；朋友到他家里非常自由，他对客人来不迎去不送；朋友在旁乱说话，他自己随便提起笔就做新闻上的论说或通信，集中长篇文字多半是这个时候一挥而成；他又能把杂乱无章的议论或谈话编成一段很有条理的文字，或触类旁通引申许多道理，其理解力和文字组织力有过人之处。序文特别为黄远庸辩诬，指出有人以为他“是政治上有作用的脚色”“是替洪宪假皇帝帮忙的”，这是“千冤枉万冤枉”；序文说明其致死原因，简单说就是对于某党中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年，因新闻业关系有人要利用他；帝制事起，某内史直接要他做文字表示赞助，他大窘，一连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后被天天催促，才做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字，在黄远庸自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并带着某内史来信给序作者看，说“实在不好意思，只得把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搪塞罢了”；序作者当时觉得这样对付不妥，劝他不作，黄远庸停了半晌，慢慢说“我们的实在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序作者于其死后追思此语，悔不当时再极力拦阻，并悟得“凡人作事万万不可求谅于人”。序文又记黄远庸把那篇论文末段改得比原作分量更轻，听说袁看了不满意，又叫人示意要他再作，他到了此地再无可转身；设使他竟变了根本宗旨竖起降旗，今日也不必提起黄远庸三字，但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序文还记九月三日清早黄远庸忽然跑到作者家里，说“那些人当真要和我过不去，消息甚确，我决不可再留了”，谈了一会就一直往前门上了火车，这是两人最后见面；序作者认为“远庸人格的战胜也算那一天是奏凯的纪念日”。

序文说明遗著编纂的困难：黄远庸自己向来没有留稿，出京后家里仿佛还留下报中抽剪的新闻日记一个本子，当时想不到他会死，事后要寻这个本子也找不到了；他在北京几家报纸发表的文字，有的报馆已经停办，有的虽未停办，问他要本馆旧报总是没有，托他转寻别的旧报更不用说了；在上海寻觅旧报也颇困难，前后托了多少人没一次达到目的；序作者感叹“我们的社会只顾今日不顾明日，所以报馆也就出了一天报算一天，看报的人过眼也就拗了，大家都没有保存的思想”。后来得陈君慎候承泽在上海借抄《时报》《申报》上通讯，又得梁君漱溟给一篇黄远庸的信，两位和黄远庸都是浅交，能够这样热心，很是可感；此外在北京也想法找了些材料，始终找不到的恐怕还不少。序作者将已找到的各篇“过细看了，约选了十成之六”，其余多半是照例通讯或事情没甚关系的一概割爱；托人抄来头尾不全的也只好不要；细细读了数十万字遗著又替他定了去取，自觉十分慎重，现在作为定本的若干篇似乎都有可留的价值。

序文将遗著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政治问题，二是关于新文艺，三是关于人生问题。关于政治问题，序文说这一类议论最多；黄远庸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学者，只因为他做了新闻记者，所以虽非政客政治家及政治学者也不能不谈政治；他所发政论全用评判态度，所根据材料比较正确，绝不肯信口开河乱说；他常常感慨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人格，叙述一事要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人哪一箇够得上这资格，他自己也说是不够资格之一人；他做通讯一点不费脑力，所费力的就是一一搜集材料，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来的消息才去评论，换言之要和事主对证明白才肯相信，然后就这个事上加以评论；偶然听错了话替谣言做德律风，到后来得了真实消息，跟着就把前头的话更正。序文又说黄远庸评论一人或一事一问题都分析得很清楚，研究得很精细，有时列举统计数目字上凭据却不叫人觉得干燥无味；论事论人又能不存成见，对于很熟的人也往往说他们的不是，说来虽然很客气，究竟没有替他隐讳；他对于当时政党批评不少，民国二年登广告说名字从此不再与政党生连接关系，然相好朋发毕竟是共和党方面的人比较多些，他论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带着有色眼镜就说那种颜色好，平日谈论和文字上对于共和党及变身之进步党时时发露不满口气，如集中所收《三大势力之警告》一篇对于进步党真是一丝不假借，虽也反对国民党然亦很实在，没有丝毫不偏袒哪一党的意思。序文还指出集中关于政治记载财政外交两方面尤多，因为黄远庸眼见俄蒙协约我国丧失了外蒙古数千里地，又看见西藏问题英国一切布置也是和俄人一样，再加以日本大隈之高压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下了哀的美敦书，我国地位经此一番蹂躏不知降了多少级；财政方面元年公债比款问题、银行团问题、六万万两（？）大借款问题、七千五百万两垫款问题以及八釐公债案等闹得满天星斗；当时财政外交分不开，迷信袁氏的人以为袁能得外人信用，外交手腕出色当行，因此对于财政也相信他有办法；黄远庸当日对于这两桩大问题发了不少议论，决不是无病而呻，只可惜所说的话分毫没有效果。序文又引黄远庸批评袁氏之语，如“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已”等，称其解剖袁之心理推算将来结果竟成预言家；又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黄远庸是天天在这箇大舞台包厢听戏的人，是预备做戏评而来听戏的，自己没有唱戏却极希望改良戏剧的一个热心家，可怜把他也混在没明不白的黑幕里边毁了。

关于新文艺，序文说黄远庸不是政治家、政客、政治学者，却能发为政治言论叫人家很承认他的本领，全靠他文学的天才；他从前笔墨典重深厚，绝非报纸的文字，后来作文变了极通俗的，把旧日面目登时全换掉，真是绝大的力量；他的通俗文凡白话文所能达到的他无一不可达到，可谓运用文言的本事到了十二分，他所用的文言决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民国三四年间他就很主张文艺改革之必要，以为欧洲新文化全从文艺复兴时代发生，文艺是一切文化之母；他对序作者也谈过好几次，可惜序作者当时全没有理会他的意思，毫没帮助他实行这种新文艺的试验；远庸死后回想死友的说话，才觉得实在有味。序文又说远庸这种思想结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好影响，现时新文艺潮流并不受远庸思想的波动，远庸自己的文艺也并未到完成地位，都因为他主张的时候海内并无人继之而起，因为没有相应的作用所以不会引起研究趣味，没有进步发展的成绩，加以刚刚发动这种思想他就死了；若使远庸今日还在，岂不是文艺革命阵头一个健将吗。序文还引黄远庸关于旧戏旧小说的评论，如说唱戏亦一笼统主义，任是何種武戏何種文戏，其节目排场必係千剧一律；又说以例小说十有八九必讲妖怪讲状元宰相讲大团圆，《红楼梦》中贾母不待说书之终而预材其结果之必如是云云，此语实曹雪芹太心骂世包括一切推倒古今之言，非直骂小说也（《国人之公毒》）。序文说远庸文艺的信仰是合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一的，他说文艺家之能独立者以其有人生观，人生观之结果乃至无解决无理想乃至破坏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谓道德纲常而文艺家无罪焉，彼其职在写象，象如是现，写工不能不如是写，写工之写亦复如是，故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朱芷青徵序》）；又说“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国人之公毒》）；“吾人皆自述其感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及内照之精神，虽甚粗糙而无伤也”（《渊极之乐观》）。序文认为这样的见解与自然派尤其相近，又颇趋于主观方面；若使远庸没有死，今日必变为新浪漫派的文学，他本是个极富于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观察力最强不过的人，自然会与现代最新文艺潮流相接近。序文还引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中关于希腊艺术科学精神的话，称其对于新文艺新思潮已完全离我国自有文字有历史以来之因袭的思想，并且发表这种议论早在好几年以前，他的勇敢和创造力真可令人佩服。

关于人生问题，序文说远庸最不幸的就是回国早了几几年，受了恶社会种种影响，到了他明白的时候刚要翻转身来就被人家结果了，使他永远没机会发挥悔悟以后的活力；序作者特多说了几句话，正动了这一种同情，实在替他可惜。序文略述远庸人生观念，说他常说生平受病之原就是理性和情欲交战，因为交战的结果，所以一面很感受苦痛，一面又好像有个解决的希望；他后来极主张独立生活和神圣职业，以为从前所做种种职业无一而可；他说“似吾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此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此傀儡者之名片之衔号实乃多种，曰学生、曰官吏、曰新闻记者、曰政客、曰律师”“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常人一生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等（《忏悔录》）。序文称这一段写出人生黑暗方面，所有拘束力最大的社会习惯、死板板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礼教及种种名义、蒙头盖脸的宗教、学非所用的教育、饮食男女生理冲动的躯壳、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满街寄生动物、阴郁的家庭、酒肉征逐的朋友、放火杀人的盗匪、奸淫掳掠的军人、明抢暗夺的流氓、贩卖人口的政党、讨人厌恶的政客官僚、万恶之军国主义的国家、憔悴可怜之一般平民，无一不在昏天黑地中造成这个世界；远庸不甘一辈子做了这个世界的人，然他看各方面是坏却没有单把自己忘记，他知道还是自己不济事，所以分毫没有怨天尤人的念头。序文说读其《忏悔录》就像读卢梭和托尔斯泰忏悔的时候受了很大感动；远庸没有卢梭的胆力，又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然却不因此就变为绝对的悲观，他说“我敢断言最后之光辉必灿烂而无极，以前之罪恶及错误皆为吾曹此后忏悔及进步之最可宝贵之材料”，又说“人心不死故也，意识不死故也，文明不死故也，势力不灭故也”等（《消极之乐观》）。序文认为远庸以崭新之失望为乐观的理由，这种见解可谓别致；远庸那样性情没有弄得精神病及自杀，就靠着这个失望而不绝望的见解。序文最后还论及当时世界和中国情形，说大家还是糊里糊涂的，今日去理想的时代尚远得很，然眼前事实尽管叫人失望，我们决不因此就灰心短气，因为悲观是无益的，且失望不一定就要悲观，我们愈觉得不满足愈要向上努力；并论教育普及、产业自治、科学精神、实际生活等，文长不具录。这些内容说明本书不仅是一部新闻政论集，也保留了黄远庸关于新文艺和人生问题的重要思考，对研究民国初年新闻史、政治史、文学思想史具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正文篇目及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