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讽谏

《白氏讽谏》由唐白居易撰，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上海第1次印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新华书店总经售，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 3/4，字数23,000，印数1—5,600，定价0.20元，统一书号10018·121。本书影印的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单行本《白氏讽谏》。前言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10月，详细论述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前言指出，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国势由强大变为衰弱，国内许多地方被藩镇割据，经常与中央发生战争，对外边防不巩固，西北吐蕃、回纥，西南南诏侵扰频繁，中央财政困难，政治黑暗腐败，土地愈益集中，阶级矛盾愈益尖锐。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写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内容大多数反映宪宗元和初年和德宗时代的时事。前言还叙述德宗时代四镇之乱、泾原兵变、朱泚称帝、德宗逃奉天等事，以及德宗信用宦官和卢杞、裴延龄等奸臣，设琼林大盈两库聚敛，地方进贡“羡余物”等情况；并据元和二年官方统计，当时除割据藩镇不计，全国输税户口只及玄宗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前言称白居易在《策林》中主张文章应“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在《新乐府序》中说明创作目的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前言将“新乐府”内容分为揭露贵族奢侈腐败、描写人民痛苦、反映唐皇朝和外族关系、赞美善政贤臣、讨论音乐等类，并举《红线毯》《缭绫》《驯犀》《骠国乐》《杏为梁》《两朱阁》《牡丹芳》《胡旋女》《李夫人》《隋堤柳》《八骏图》《草茫茫》《杜陵叟》《卖炭翁》《折臂翁》《缚戎人》《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井底引银瓶》《西凉伎》《城盐州》《阴山道》《七德舞》《昆明春》《骊宫高》《道州民》《青石》《行路难》《司天台》《紫毫笔》《采诗官》《秦吉了》《法曲》《立部伎》《华原磬》《五弦弹》等篇为例。前言还讨论“新乐府”结构严密、艺术描写优秀，五十首有总序，每篇题下有小序，摹仿《毛诗》大序小序；次序大致按时代排列，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考证，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写唐开国到玄宗时事，自《立部伎》至《折臂翁》五篇写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十一篇写德宗时事，自《骊宫高》以下三十篇大抵写宪宗时事；首篇《七德舞》述太宗功德，树立正面典范，末篇《采诗官》指出君主应搜采歌谣、了解民情、改良政治。前言还论述“新乐府”继承汉乐府和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传统，叙事集中，主题单纯，语言通俗浅显，“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律”，并指出部分结尾议论过于概念化等缺点。本书前言还说明版本源流：“新乐府”五十首编在《白氏长庆集》卷三、卷四中，但原先单行；清初钱曾称“讽谏原自单行，其字句与总集稍异”；单行本有宋刻本传世，又有明代翻刻本，宋本玄、殷、贞字避讳，可能是较早期刻本；清末武进费氏曾有覆宋刻本，刊印颇精；本书用覆刻本影印，不加改动，对缺文及明显错字据宋本《白氏长庆集》校正，附于书后。正文可见《新雕校证大字白氏讽谏五十首并序》，白居易自序称“讽谏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篇之义也”，并说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正文列五十首篇目，包括《七德舞》《法曲》《二王后》《海漫漫》《立部伎》《华原磬》《上阳人》《胡旋女》《折臂翁》《太行路》《司天台》《捕蝗》《昆明春》《城盐州》《道州民》《驯犀》《五弦弹》《蛮子朝》《骠国乐》《缚戎人》《骊宫高》《百炼镜》《青石》《两朱阁》《西凉伎》《八骏图》《涧底松》《牡丹芳》《红线毯》《杜陵叟》《缭绫》《卖炭翁》《阴山道》《时世妆》《母别子》《李夫人》《陵园妾》《盐商妇》《杏为梁》《井底引银瓶》《官牛》《紫毫笔》《隋堤柳》《草茫茫》《古冢狐》《黑潭龙》《天可度》《秦吉了》《鸦九剑》《采诗官》。本书为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校勘本，保留宋刻单行本面貌、白居易自序及五十首全文，对研究白居易新乐府、唐代讽谕诗、乐府诗体式及古籍影印校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