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赋选

《汉魏六朝赋选》由瞿蜕园选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4年7月第1版、上海第1次印刷，统一书号10018·5134，定价0.90元。本书为汉魏六朝赋体作品的选注本，卷首有“首言”，正文前有目次，本次OCR前20页可见“首言”、部分目次以及贾谊《吊屈原赋并序》、枚乘《七发》等篇的题解、正文和注释。

“首言”首先解释赋的名义与渊源，指出赋的原来意义是“铺陈其事”，为我国古代文学表现方法之一。《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后来赋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从渊源来说，赋是诗歌的衍变，所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大儒孙卿（荀子）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并分别举屈原和荀子两家为辞赋之祖。首言又述楚辞开始以较长篇幅和优美词藻发挥想像、倾诉感情，成为战国后期人所欢迎的文学形式；荀子《成相篇》《赋篇》利用这种文体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屈原及稍后的宋玉、唐勒之輩都是楚人，荀子著书终老于楚，可见赋又是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屈赋和荀赋各有特色，一般说来屈赋重在抒情，荀赋重在说理。到了西汉，因五言诗尚未进入文人文學领域，文士创作主要在于辞赋，作赋之风大行；加上帝王赏玩和鼓励，有些文士便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门径。同时作赋者日多，内容和形式都有发展，较诸楚辞，诗歌成分逐渐减少，散文成分有所增加；内容方面于言志抒情之外，复多状物叙事之作。首言引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评论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渺虑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变，马愉而贾戚，认为这话有见地。首言还述汉人读赋习惯，当时人朗诵楚辞有特定音律节奏，一直到隋代还有楚声专门家以清切音调博得欣赏；汉元帝宫女能读王褒《洞箫赋》，说明赋在当时的影响。赋的文彩与音节能在视听上使人愉快，铺张手法能激发想像，因此很能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要求。内容方面，汉大赋多少反映汉帝国繁荣上升时期的气象，以及被剥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盛况；司马相如、扬雄描写宫苑游观的大赋，到班固、张衡扩展到都城建置叙述，生动介绍汉代名都大邑规模及各阶级阶层生活状况；西晋左思《三都赋》总括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地理历史、物产文化，等于一部有韵的方志。首言又指出左思有鉴于汉赋对物产、建置描写有虚夸失实之处，作《三都赋》时写到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都依据地图、方志及各处风俗习惯加以考订，皇甫谧称赞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首言还论及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何晏《景福殿赋》等宫苑题材作品虽属粉饰歌颂，对后世读者仍有文物资料参考价值；东汉以后赋家另一倾向是从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发抒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深微观察抒发作者思想感情，为赋体增添新异色彩；也有用赋表达纯粹抽象观念者，如班固《幽通赋》，陆机《文赋》简直用赋探讨文学理论，更富创造性。首言同时指出流传至今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含有讽喻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正如刘勰所说“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由于统治者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目的，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流品与地位和“俳优”相差不多，扬雄也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并认为词藻追求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所不为；晋代挚虞论赋也批评辞人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重形式而轻内容。首言最后述及南北朝有“文”“笔”之分，赋实际上已代表整个的“文”，当时诏令、奏议、书札等除不用韵外，其他形式与赋区别极其微细；用韵的颂赞、箴铭、哀诔乃至七、连珠等，区别更少，所以在骈文盛行时代，赋的影响很大。

目次可见贾谊《吊屈原赋并序》、枚乘《七发》、司马相如《长门赋并序》等篇。贾谊《吊屈原赋》题解述汉文帝初年王朝统治秩序尚未稳定，对外政策不很明确，洛阳青年学者贾谊（前201—前169）以加强统治、建立政制为己任，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提出一系列主张；文帝很看重他，破格重用，但朝廷守旧将相大臣嫌他年轻多事，进行谗害，文帝意志动摇，将他调离朝廷，派作长沙王太傅。王傅官职仅对诸侯王本身有辅导之责，没有任事之权，长沙地方当时又很偏僻，因此贾谊郁郁不得意；在路过屈原投江所在，感到自己遭遇正与屈原相似，就作了这篇《吊屈原赋》。题解还说明《史记》《汉书》本传都载这篇文章，王逸收在《楚辞》中，《文选》改称《弔屈原文》，本书根据《文选》本并以《史记》《汉书》参考，因毕竟是“赋”的体裁，仍题《弔屈原赋》。枚乘《七发》题解述西汉初年分封诸侯王在宫廷内延揽人才为宾客，文士更占重要位置，著名如淮南王安宾客编《淮南子》及继作楚辞，梁王武有枚乘、司马相如、严忌一班人，职务是文学侍从，以丰富宫廷生活；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在作梁王武宾客之前也作过吴王濞的郎中，《七发》假设吴客与楚太子问答，可能就是在吴王宫中作的。《七发》结构是用七段话向对方进说，一段一段铺叙装点，提出问题，归根结底才提出解决方法，以前六段一方面是陪笔，使文章绚烂夺目、逐步引人入胜，一方面又提出其他各种解决方法而显示其不足取，以证实最后提出的是唯一方法；自从枚乘创造这种形式，后人有不少摹仿作品，如《七启》《七命》等，于是有所谓“七”的一种体裁，其实仍然是赋，不过段落分得明显一些。《七发》中吴客见楚太子说这一大篇，为的是要医治楚太子的心病，也就是要使楚太子得到精神安慰；这并不纯然是枚乘想像中的寓言，实际上当时贵族确也存在这一种享乐方式。《汉书·王褒传》说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至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可见当时把文学朗诵作为一种娱乐，用来祛除由于糜烂富贵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虚。题解还引陆机《文赋》“说炜烨而谲诳”，指出战国游士游说之词和赋的前身楚辞都是同一时代产物，都有逞谈辩、摛文采特点，“说”和“赋”彼此互有影响；假设寓言，用纵横驰骋的词令和恢奇夸张的想像来博人倾听，是“说”与“赋”的共同点，不过“说”无韵而“赋”有韵，“七”则有时介乎有韵无韵之间；“炜烨谲诳”四字用来形容“七”的特点也非常恰当。《七发》用意不外逐层指出物质享受之不足贵，一层音乐，二层饮食，三层车马，四层游览，五层田猎，六层特别提出本地风光的曲江观涛，最后归结到“要言妙道”——即各种学术思想，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这才是一篇主旨；全篇有如一幅连环组画，作者善于把各种事物情景用拟人法作出生动描绘，显出高度想像力和形象表现能力。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篇目及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