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

《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多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北京第1版，1985年1月湖北第3次印刷。据卷首译本序，罗曼·罗兰生平发表过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这两部小说都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早有傅雷中译本，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译本序就作者情况、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等方面作简要分析介绍。关于作者，译本序述罗曼·罗兰出生于法国中部小市镇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公证人，童年家计渐困，十五岁随全家迁居巴黎；他自幼有哮喘症，身体单薄；在故乡度过沉闷忧郁的童年，常俯身凝视运河污水和缓慢驳船，家中不许乱跑，养成喜欢幻想、向书本寻求乐趣的习惯；在故居阁楼破纸堆中发现插图本莎士比亚剧作，高兴得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母亲笃信天主教、酷爱音乐，对其精神成长影响很深；母亲又很实际，发现他有艺术苗头时提高警觉，反对他做艺术家，要求他投考“高工”。罗曼·罗兰到巴黎后对数理课程不感兴趣，改入以文史课程闻名的中学，准备投考巴黎高师；一八八四、一八八五两年未考取，一八八六年第三次被录取。他在高师选习历史课程，决心从事文艺创作，日记写“不创作，毋宁死！”；他醉心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曾设想取材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战争写大型历史小说，计划未实现。高师毕业后，他到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一八九〇年春在罗马郊外散步，夕阳彩霞中仿佛瞥见克利斯朵夫形象，此后十年构思、十年写作。回巴黎后结婚，因与夫人社会地位、生活趣味不同，一九〇一年五月离婚；离婚后租住简陋公寓，以教书和写音乐评论维持清苦生活，基本每年完成一卷，用十年工夫写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关于时代背景，译本序指出罗曼·罗兰前半生在十九世纪度过，后半生生活在二十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逐步发展为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世纪已是帝国主义国家；小说主要反映作者前半生所面对的时代气氛和社会现实。法国资本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有飞跃发展，普法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第三共和国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资本逐渐集中，中小企业主、商人纷纷破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许多资产阶级作家高喊个人自由、精神独立，可理解为中小资产者被大资本吞噬时的绝望挣扎在文学上的反映；小说歌颂个人主义自由乐园，一定程度上反映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黄金时代”的怀恋和悼念。法国垄断资本走向帝国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劳资矛盾、大规模罢工和血腥镇压、德莱弗斯事件等，在小说《户内》《燃烧的荆棘》中有所反映但一笔带过；一九〇〇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炫耀法国资本主义繁荣和殖民主义，小说对人道主义主导，对殖民主义罪行虽非毫无反映，也只是一笔带过。小说比较具体地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新老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罗曼·罗兰创作十年间法德关系紧张，小说反映战争阴影，并贯彻作者盼望法德两个民族化“世仇”为友爱、携手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德国作曲家克利斯朵夫和法国教师、青年诗人奥里维的亲密友谊。关于主导思想，译本序引一九三一年春重版《导言》，指出小说主导思想有两个：人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式个人主义出发点在于通过个人奋斗给人类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对于促进人类互相友爱与团结有所贡献，有人称为“积极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说，小说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译本序认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围，但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不能否认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揭发和控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性，同时号召人民大众起来为争取人类生活的光明前途而战斗；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魂。关于情节梗概，译本序概括为叙述一个“天才的”作曲家奋斗成名的一生；罗曼·罗兰曾对女友索菲亚说“我要写一部音乐小说”；小说结尾克利斯朵夫逝世前不久回顾一生，静观人世扰攘，思想达到“最高的境界”，觉悟一切悲欢苦乐、是非得失都是相对的，一切对立的、冲突的因素最后都归于和谐；和谐是音乐术语，小说以和谐为归结，可称为“音乐小说”。译本序还辨明克利斯朵夫不是贝多芬，但他是贝多芬式的“英雄”；只有第一卷《黎明》用贝多芬传记材料，从第二卷起与贝多芬没有关系；《导言》指出“只有具有伟大的心的，才配称为英雄”，贝多芬正是这种超群出众艺术家的代表，克利斯朵夫即按这个样板塑造。小说描写克利斯朵夫成长过程和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实质或多或少反映当时社会阶级矛盾：他以穷音乐师身份和当地封建贵族公然对抗，拒绝贵族收买，顶撞公爵“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第二卷《清晨》中教做官人家小姐弥娜弹钢琴发生爱情，被弥娜母亲奚落训斥；在故乡反感普鲁士军国主义，路见不平痛打欺侮农村姑娘的大兵，越境逃亡法国。作者安排克利斯朵夫到法国生活，既象征德法两个民族和好，也利用外国人旁观者清的眼睛冷眼观察法国社会生活，揭露污垢和弊病，手法和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基本相同，但更富于现实主义具体细节和批判深度。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到第五卷《集市上的杂耍》（本书译作《节场》）发展到顶峰，集中火力鞭挞巴黎文艺界庸俗、腐化与颓废现实，实质批判当时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社会。译本序还述小说对小资产者和劳动人民的描写，如克利斯朵夫敬爱出身寒微的母亲和流浪做穷苦小贩的舅父高脱弗烈特，巴黎贫民区女仆西杜妮在他病中见义勇为、用微薄工资替他延医服药；工人因工会活动被捕、全家挨饿，另一工人失业后全家集体自杀等情节，震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使他们凭人道主义善良愿望作出一系列努力，要求逐步接近劳苦大众。译本序最后总述小说扉页题赠“给各国的在受苦与奋斗、而必将战胜的自由灵魂”，并分析小说所表达的自由与博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面和局限。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