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论丛

本书为翦伯赞著《历史问题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5月第1版，195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版权页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开本850×1168公厘1/32，印张6 1/4，插页2，字数134,000，1956年5月第1版，195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印数11,001—14,300，定价（7）0.70元，统一书号11002·56。目次列《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再论中国历史研究》《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等篇。本次前20页可见《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及《再论中国历史研究》部分内容。《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开篇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扼要地说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关于立场，作者指出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处理历史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阶级社会中的史学家总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把历史学当作辩护阶级支配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必要时甚至歪曲历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结论；超阶级的史学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作者批评中国过去最大多数史学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封建主义服务，贯彻正统主义观点，以帝王为中心，把农民颠覆王朝视为历史中断，把企图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人指为“盗”“贼”“匪”“寇”“叛逆”“妖人”，而把爬上宝座的地主颂扬为神圣、辩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家颂扬为人类师表、保卫封建制度的打手颂扬为英雄豪杰；对于历史创造者即世世代代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就好像没有看见。作者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应站在劳动人民立场，批判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从中国历史上去发现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他们的发明与发现、他们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即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要细心研究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因为一部二十四史最大部分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传记，只有从这些人物传记的字里行间才能发掘出劳动人民的历史。作者又批评封建时代中国史学家用大汉族主义辩护种族支配，把汉族描写为神明华胄，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种族或部族说成犬羊或虫豸的后裔，从春秋战国以来就产生“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华夷之别”，宣传憎恶邻人的理论，引《左传》闵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襄四年“戎，禽兽也”、《国语·周语》“翟，封豕豺狼也”等语，指出这种仇视和侮辱邻人的说教客观上起了挑拨各族人民之间仇恨的作用，便利了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侵略邻人的战争。作者主张把汉族历史的研究联系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应承认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所占的重大比重，但他们的历史也只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不能是全部；应根据具体历史事实对中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予以合理说明，不可一概而论，即便侵略战争也不应视为各族人民之间的敌对行为，应指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是各族的统治阶级。关于观点，作者指出所谓观点问题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一个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反映这个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愿望，是史学家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阶级社会中由于史学家阶级属性不同，历史学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但归根到底总是贯彻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作者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家几乎都是唯心主义者，写著历史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发挥主观观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发挥作者主观观念中的所谓“大义”，有时为了发挥拥护等级服从的思想甚至歪曲或涂灭历史事实，如把晋文公召见周天子的史实写成“天子狩于河阳”，春秋二百四十年间鲁君被家臣杀死的有四人而《春秋》不见其文，以得出“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的结论；又批评中国古典历史著作几乎都贯串唯心主义观点，对于任何历史事变都不联系当时社会经济给以说明，总把这些历史事变归结于“卓越人物”的愿望，一部二十四史触目惊心的巨像就是皇帝、圣人和英雄，古代史学家看来一部中国史好像没有现实的东西，如果有历史现实那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陆、王等一脉相传的道统和秦皇、汉武以次的圣君贤相的雄图大略；近代唯心主义者称这种观念系统为“知识线”，以为历史上存在和发展的就是这条“知识线”，其他具体历史事实如经济生活、政治体制都不过是观念的体现；唯心主义史学家一致强调历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愿望实现出来的，如西汉远征西域是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郑和七下西洋是因为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是因为他想移汉祚、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急功好利，以为不管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卓越人物”要想创造怎样的历史就可以创造怎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还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便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论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打开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开创者几乎都是感天而生、应天而王。作者主张应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应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本质，正确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归根到底都应由社会经济来说明，因为它们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只要社会经济一有变动，它们或迟或早都要跟着迁动；研究历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化，必须分析由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应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至神的启示来代替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作者同时指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观念形态不仅消极地、被动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且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情况。作者又批评过去中国历史学贯彻进化论观点，不承认历史上有阶级斗争、有革命，不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质变，以为历史发展只是和平的渐次进化，只有量的增加或扩大，没有质的突变；在进化论者看来中国历史就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这样一代一代因袭下去，古往今来只有王朝的更替，社会本质并没有根本变革，因此过去史学家都按照朝代先后断代为史，从来不提到而且反对提到社会性质问题、反对讨论历史阶段问题；具体中国历史证明进化论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历史也通过了一系列历史阶段，由原始公社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且也曾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相续继起的社会都是本质上不同的社会，而且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都不是和平进化，而是历史的突变、飞跃、革命。作者还批评过去中国历史学中的循环论观点，引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司马迁“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及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指出历史发展决不是采取循环的道路，而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不是圆圈而是永远不回到出发点的螺旋纹。最后关于方法，作者指出这里所谓方法是指辩证唯物主义而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其他方法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排比，而是要分析史料，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投入现实的历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导原则；不把历史研究停止在个别问题的吹嘘上，而是要把个别问题当作历史总体中的一个组成环节来研究；不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历史现象的表面，而是要从表面现象的背后去发掘构成这些表面现象的基本东西即社会经济结构，再用这种基本东西去说明表面现象；不隐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并且要公然地、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揭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因阶级斗争而引起的社会变革。作者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把历史上的人物及其行动归纳到他所隶属的阶级予以说明，引毛泽东《实践论》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并指出分析阶级关系时必须注意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注意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再论中国历史研究》为作者答复刘晴先生对其《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所提意见而作，本次可见开头部分，作者归纳刘晴意见约五点并依次答复，第一点即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揭示历史真理”的辩论，作者不同意刘晴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分家、把马克思说成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一个学者的意见。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