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評傳

本书为褚斌杰所著《白居易評傳》，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据前20页可见，全书以“导言”开篇，将白居易置于公元八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学史脉络中。导言指出，继李白、杜甫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伟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活动的时代虽离李白、杜甫只有二三十年，但中间经过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向为人民歌颂的所谓“唐代盛世”，在十年兵革摧残之下完全破灭，随之而来的是灾荒、战乱、饥饿和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如果说李白和杜甫是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浩劫的预感者和经历者，那么白居易则是这场浩劫后果的遭遇者。三位诗人虽同生活在短短一世纪中，生活经历却如此不同，因而诗篇也表现着人民不同的生活和愿望。

导言进一步论述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七世纪后半叶到八世纪初近百年，是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繁荣兴盛的时期，这一“唐代盛世”乃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斗争果实。隋末大规模农民起义教育了李唐统治者，迫使其在政治措施上实行某些改革，对内“除隋苛禁”，行“均田法”，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让步；对外鼓励文化、商业往来，设都护府防备边患，从而缓和国内外矛盾，使社会逐渐走向繁荣。但至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逐渐腐化堕落，对人民资财大量压榨挥霍，动摇了唐代经济基础，加深国内外阶级矛盾，从而带来七五五年的变乱；一切正规制度重又遭到破坏，藩镇割据、土地兼并，人民又陷入空前灾难。社会上两个不同阶级的生活迅速向两极发展：一面是高楼栉比、红烛歌舞，过着极其奢侈淫靡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啼饥号寒，终年不得温饱。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尖锐，整个社会陷在动乱当中。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诗人白居易，用自己的诗篇反映人民生活，歌出人民愿望，并大胆、尖锐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导言评价白居易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其中“讽谕诗”部分最具有“人民性”，是现实主义作品；思想深刻，题材广泛，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中唐”时代的社会面貌。白居易不但有诗歌创作，也有卓越的文学见解。从《诗经》至白居易时代，中国文学已走过一千多年光荣道路，到唐代更进入空前繁荣时期。自初唐陈子昂以后，先后出现李白、杜甫两颗诗国巨星；其他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也以独特光彩辉耀唐代诗坛。白居易总结以前伟大作家、作品的创作经验和成就，创造性地缔造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美学中几个基本问题作了先进而精湛的说明。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把文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点在他以前的文学理论中，还很少像他这样强调。其阐述文学见解的著名论文《与元九书》，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献。

导言还论及白居易的政治思想，称其在《策林》中针对当时社会提出极其先进的政治主张，如为改善租税制度、民族关系、政府法制等所提建议，都非常中肯、切合实际，并符合人民利益。白居易整个一生都在黑暗势力折磨下度过。他早年因同情人民、坚持人民利益而受统治阶级打击，但丝毫没有动摇正义信仰，绝不向统治阶级黑暗势力妥协。《与杨虞卿书》云：“加以握兵于外者，以僕潔愼不受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僕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惡僕独异，又信猖獄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在这种黑暗势力重重包围下，白居易仍进行斗争，写出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的诗篇。他比喻自己说：“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这完全表现其崇高坚贞的品质。

导言又述白居易中年以后屡次受到权贵迫害，长期远谪在外，精神上受到很重打击。由于时代和阶级出身的限制，在找不到出路的极端痛苦中，他放弃早期“为民请命”的“拾遗风采”，走上消极退隐道路。“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无可奈何的退路，因此后期身心并不平静，内心充满矛盾痛苦和煎熬。于是他游山玩水、参禅、学道、饮酒，想尽一切方法平息内心痛苦。后期思想和活动比前期退了一步，但他并没有放弃一切原则，抵抗政治和世俗的一切压迫和引诱，在卑鄙、虚伪社会中仍保持洁白品格，以与黑暗社会对抗。他在后期外郡官职上，也曾尽力为人民做有益事情。杭州任上，为人民整修钱塘水利；苏州刺史时，“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在一定限度内作些“且愿活疲民”的事。直到晚年，还倾其家私开凿龙门八节壙，以便利舟民往返，减轻劳动人民痛苦。总之，白居易一生都在顾念人民，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限制、摧残了他，使他的理想和才能得不到实现和发挥机会。《新唐书》记载：“居易始以直道奋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道被斥，晚亦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呜呼！居易其贤哉！”导言认为白居易一生即是这样。

导言还论白居易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思想性与表现技巧上达到相当高度统一。其表现技巧来源，一方面由于前代诗人的启示，一方面由于对民间文学的学习。他有意识向前代著名作品和诗人学习，熟悉热爱前代伟大诗人创作，曾说“闲弄水芳生楚思，时时合眼咏离骚”（《湖上闲望》），“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对陈子昂、杜甫等的评价，也可见其学习下过很深工夫。他不仅学习表现技巧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继承先进社会理想和坚持真理正义的伟大精神。白居易曾模仿山歌小调写不少小诗，如后期《竹枝词》、长短句小诗；《新乐府》常以三三七形式写出，与当时流行民间歌谣有密切关系。民间语言也是他努力学习对象，写诗不避俗字，接近口语，故宋王安石曾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当然，他对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并不是死板模仿套用，而是经过加工提炼，这正是其作品生动、明朗、新鲜风格的来源。但这一番苦心并不被当时一般上层人士理解，他们常讥讽其诗“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诗人自己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中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又彭泽，与我不同时。”其诗虽不能受到当时上层社会理解和重视，却得到广大人民喜爱，人民把它当做自己精神财富加以保护和赞扬。例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琵琶行》《长恨歌》等，至今还被普遍传诵。其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明畅的艺术特色，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也起着显著影响；白居易的名字，成了文学史上“通俗派”最早的一面旗帜。白居易一直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诗人，生前诗篇就已流传到新罗和日本（见《白氏集后记》）。今天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大量翻译和印刷他的作品，其他国家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也不断从事诗人生平和作品研究工作。白居易的伟大艺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他的名字是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体进步人类的光荣和骄傲。

前20页还可见“诗人的家世和家庭”部分。书中述旧传白居易乃秦代有名军事家白起后裔。白起之子白仲曾受封于太原，一直下传到白温，乃徙家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境内），因此下邽是白居易故乡。其祖父白鍠，是当世有名文人，长于文章，尤工五言诗，有文集十卷传世，官至滑台节度使。父白季庚，是白鍠长子，曾作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等官。季庚与白鍠都是明经出身。由此可知白居易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唐书》传称其家世“世敦儒业”，通俗说即所谓“世代书香”。这种阶层特点是靠知识、靠科举制度获得功名富贵；既与劳动人民有相当距离，同时与世袭大官僚、大贵族也有矛盾。白居易生长在这样一个统治阶级仕宦家庭中，对他后来靠拢人民固然有很大局限；但这种家庭浓厚诗书气氛，对培养他成为很有才能的诗人，也同样起很大作用。其父结婚时已经四十岁。母亲陈夫人是粗通诗书、善于教养子女的女子，白居易曾记她说：“别驾府君去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至也。”（《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她殁于元和六年，时白居易已四十岁。白居易兄弟四人，其兄幼文早殁，最幼弟金刚奴亦九岁夭折，白居易都有祭文。和他一起做官的是白行简。行简不但是当时诗人，亦是当时小说家，传奇中有名的《李娃传》《三梦记》就是行简所著。他们之间感情很好，如白居易在江州时，行简曾由巴蜀来与共居。居易有诗云：“行简劝尔酒，停杯听我辞。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对酒示行简》）至于白居易诗中所提到过的白敏中，乃是白居易的从祖弟。白居易结婚很晚，大约在三十六七岁时才与杨颖士的从父妹结婚，从其寄内诗来看，他们感情一直很好。其《赠内诗》云：“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垄。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可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不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可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白居易对男女爱情看法极为先进，对封建社会压迫下妇女命运非常同情，曾一再反对统治阶级用金钱、势力欺压妇女和玩弄妇女，歌颂坚贞专一爱情。他以自己与妻子关系，实践其所主张的先进理论，与妻子互相敬爱，一往情深。其另一首《赠内》小诗：“漠漠暗苔新雨地，微微凉露欲秋天。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可见深厚体贴感情。白居易有三个女儿，长女金銮三岁便夭折，白居易有诗哭之：“岂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卧惊从枕上，扶哭就灯前。有女诚为累，无儿岂免怜？病来才十日，养得已三年。”五十八岁时得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崔，视之如掌上珠，有诗云：“岂料鬓成霜，方看掌弄珠。已衰宁有望，虽晚亦胜无。闾巷多庆贺，亲戚共欢娱。”（《阿崔》）但不幸阿崔在三岁时又因病夭折，使年已“花甲”的诗人感到不可抑止的伤痛。《哭崔儿诗》云：“悲肠自断非因剑，啼眼加昏不是尘。”于是白居易一生没有儿子。从其“由来才命相磨折，天遣无儿欲怨谁”（《酬微之》）和“唯是无儿头白早，被天折磨恰平均”（《自咏》）等诗句看，诗人在晚年很觉得没有子息的孤单。

书中还述白居易以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郑州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东郭宅，距李白之卒十年，杜甫之卒二年。他生来聪明，史书记载五六岁时便学作诗，八九岁便已懂得声韵。少年时，父亲季庚正在徐州等地做外官。据其《宿荥阳诗》“生长在荥阳（今河南郑州），少小辞乡曲……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可知大约十一二岁时便离开生长地方，跟随父亲到南方任所。德宗建中三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兴兵作乱，互相杀戮；西方吐蕃也趁中原空虚不断入侵。此后几年间，诗人一直因避难游于越中。在这时期漫游里，使他少年心灵初次接触到人生。诗人这一阶段生活颠沛困苦。其祖父和父亲虽都居官，但因“清廉自守”都没有挣得家业，所以很小的时候，诗人就不得不以“家贫”而忧叹。尤其这时久困行旅之中，到处流浪，常常到了“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的地步。其《朱陈村诗》云：“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诗人这时以极深厚感情怀念故乡和因战乱四处分散的兄弟姊妹。因疲于奔波，身体很弱，常常病卧不起，行旅中益加感到孤单。后来白居易到长安，以诗文进谒当时位高望重的名士顾况（725—814）。顾况见其名戏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是当他翻阅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句时，便很吃惊，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十七岁时，他作有名两首《咏王昭君》诗。诗人虽还年轻，却能深刻体会历史故事中主人公心理和感情，并用简练形象诗句表达，表明年轻白居易极富才华和极有创作前途。在封建社会，读书人既脱离劳动，唯一出路便是取得功名，诗人也不例外。他二十岁举秀才以后，更加“苦学力文”，“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每日不遑起居，甚至弄得“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公元798年（德宗贞元十五年），白居易二十八岁，终于为宣城所贡，中进士。诗人年少及第，十年苦学，一举成名。“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诗句，正表现其得意心情。其《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特别表现衣锦还乡兴奋心情。从此结束“穷书生”生活，开始政治生涯。贞元十九年，白居易参加“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这个官职相当卑小，也无实际工作可作，使充满理想、宏图远志的年轻诗人感到很不快意。所以每日在闲游之余，仍刻苦读书以求上进。诗人因官职关系在长安居留下来。长安是当时京都，是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麇集地方，高门大宅，浮华成风。这在饱经忧患、深知民间疾苦的诗人眼中，实在看不惯，所以曾写“帝都名利场，鸡犬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诗句。白居易既进官场，自然要与一些官吏周旋。长安政治昏暗和官吏庸俗，使诗人感到非常愤懑。官场中争名夺利、嫉妒、献媚现象，使“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大吃一惊。其小诗《问淮水》云：“自嗟名利客，扰扰在人间，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诗人有很大抱负，对官场庸俗、黑暗现象非常痛恨，无奈这时官职卑小，无法起作用，每日只是怀着忧郁的心，徒然发些“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的感叹。其有名七言《长安正月十五日》：“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就是这时所作，充分表现诗人这时在长安寂寞孤单心情。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春天，白居易和其朋友元稹将应制举，两人“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陈述他们政治主张。他们见到朝政腐败，以为若要使国家清明，就必须广通言路，使民情可以上达。因此非常推崇周代采诗官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这种“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策林》）的主张，是研究白居易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以上为本次前20页所见内容，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