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兔記

《白兔記》是元末明初四大傳奇（荆、劉、拜、殺）之一，演唱五代時劉知遠和李三娘的故事。作者是誰，無可考查；從作品裏帶有比較濃厚的民間文學色彩看，可以確定它是在民間長期流傳，再經文人寫定的。其故事來源很早，宋人話本《五代史平話》裏已有一段劉知遠和李三娘的故事，金代有《劉知遠諸宮調》，元劇裏有劉唐卿的《李三娘麻地捧印》一本，這些宋元時期民間演唱的作品，對南戲《白兔記》的產生起了直接的影響。

劇中李三娘的形象十分動人。她和《琵琶記》裏的趙五娘同樣是在民間長期流傳中逐步豐滿起來的。體現在這兩個人物身上的共同特徵，是帶有我國農村泥土裏所散發出的芳香。她們質樸無華，却又是堅貞卓絕的。通過這些人物的舞台活動，一面認識到封建制度對婦女的沉重壓迫，一面看到了我國農村婦女的善良品質和堅靱的反抗精神。作品還通過反面人物李洪一夫婦的刻劃，無情地揭露和諷刺了地主階級的殘忍、狠毒、損人利己的醜惡本質。特別在《逼書》《看瓜》《強逼》《挨磨》《送子》等齣的生動描寫中，把他們的醜惡面貌與李三娘的善良本質作了鮮明對照，格外顯得作者的愛憎分明，完全符合於人民的願望。正因為這樣，所以《白兔記》故事幾百年來廣泛流傳於民間，為人民所熟悉，而人民也特別喜愛和同情李三娘這個人物。那些經過各劇種改編的主要情節，如磨房產子、麻地相會、打獵回書等，至今仍活在舞台上，為觀衆所歡迎。

《白兔記》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其一，作者對劉知遠這個人物的態度是模糊的，看不出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但從形象的客觀效果看，劉知遠是應該被否定的。其二，攙雜在李三娘性格裏的宿命論思想，使她採取對壓迫者逆來順受的態度，不能不削弱了這一人物形象的戰鬥意義。其三，作品宣揚了因果報應思想，全劇結場時寫道：「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其四，大團圓的結局，大大沖淡了李三娘與李洪一之間以及李三娘與劉知遠之間的矛盾衝突，從而起了調和階級矛盾的作用。

在初期南戲中，《白兔記》可算是線索分明、結構完整的。原汲古閣本從《開宗》至《分別》為上卷，演劉知遠、李三娘的由合而分；從《途嘆》至《團圓》為下卷，演劉知遠、李三娘的由分而合。中間通過寶老的送子、咬臍郎的出獵，把兩方面的情節聯系起來，可見其組織相當嚴密，但其中也還有可有可無的關目，如上卷的《遊春》，下卷的《寇反》《討賊》《凱回》等齣。《白兔記》的曲文賓白，質樸有力，保留了濃厚的民間氣息。現傳《白兔記》的本子有較早的富春堂本及六十種曲本，這兩個本子除主要關目外，曲白很少相同。本書以六十種曲本為底本，錯誤的地方根據《曲律》本書上下文及《綴白裘》所錄各齣校正。明熊稔寰編選的《秋夜月》中收有《白兔記》夫妻磨房相會一齣，曲白與各本不同，可能是當時演出的脚本，現作為附錄，供讀者參看。本次僅見前20頁，後續內容待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