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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基础

OB43000742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编
生卒年1911—1965
出版社—
出版年1959
版本1959年出版(据序,1959年5月编成)
时期1950—1979
大类文化·教育·语言
详细分类文化·教育·语言(语言学教材)
是否公版待确认
页数232 页
容量18.6 MB
文件 MD5d679a7e1cd155e18d970830d52a0c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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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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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基础》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59年出版。序言说明,本书是为综合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教材,是总结了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北京大学“语言学引论”教学经验后写成的,希望反映教学改革成果。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讲授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党和政府的语文政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语言实践的集中表现,因此这门课也要着重讲授党的语文政策的论述。序言还说明,这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同其他各门语言课特别是“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有紧密联系,但又各有分工;较专门的、深入的语言学问题的探讨不是这门课的任务,例如历史比较法只是简单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战斗的科学,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这一门课应该在可能范围内指明这种斗争,并对某些有代表性的错误的学者观点进行批判,但对初学者这样的介绍和批判不宜于全面铺开;在联系语言实际方面,首先要联系汉语,然而“语言学基础”毕竟是“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它首先考虑的是语言学的一般问题,包括汉语的一般问题,但不能仅仅是汉语的问题。序言还说明,编写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力求把科学原理讲得浅显易懂,可以不用专门术语的地方就不用专门术语,讲解尽量结合生活中常见的实例,必要时加脚注;作为教材有意写得简要些,给教师留下较大活动余地;语言学中有很多学术问题意见还很分歧,作为基础课不宜罗列各家之说,一般是采取一种人所公认的说法,或者采取一种虽然还不普遍但认为比较正确的说法;为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加深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出了一些思考题附在每一节后面,每章之后都有小结,每章后面的讨论题供课堂讨论用。序言还说明,编写这本书的任务是1958年深入开展教学革命期间提出来的,正式准备工作从1959年1月开始,二月和三月草拟大纲,四月和五月着手编写,无论大纲或书稿都作过多次修改,这期间针对体例问题特别是编写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开过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几十次,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序言最后说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限、语言学知识不多、教学经验很少,加上编写时间比较匆促,所以虽然力求把教学改革的精神贯彻到全书中去,但这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把它出版一方面是为了让它能在这门课的教学中起一些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听取意见接受帮助。

书前另有“和同学们谈几句话”,说明“语言学基础”是一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课程,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是人人都会而且随时要用的东西,研究语言主要是为了使语言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几项重大的语文工作,如文字改革、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改进文风和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等,都需要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学习语言学对于学习文学也是必要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用语言写成的,“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高尔基),只有透彻地了解了作品的语言,才能透彻地了解作品的意义;不具备语言学知识就想学好文学是办不到的。“和同学们谈几句话”还说明,“语言学基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语言的一般问题的基础知识,学习时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待课程中介绍的问题,要多联系语言实际,要深入思考、发现问题,还可以采取争鸣、辩论的方法。

从目录看,全书分四编。第一编“语言的本質和起源”,包括第一章语言的本質(言语、语言、语言的基础;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工具)和第二章语言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是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劳动创造了语言;关于原始语言)。第二编“语言的三个组成部分”,包括第三章语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的分析上、下;语音四要素的作用;语音的演变和规范化)、第四章词汇(词和词义;词汇的构成部分;词语的替换;词汇的演变和规范化)、第五章语法(语法的性质和语法手段;词法;句法;语法的演变和规范化)。第三编“语言的发展”,包括第六章语言发展的原因(社会的发展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影响引起语言的发展)、第七章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语言的分化;语言的统一)、第八章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语言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第九章掌握语言发展规律的重大实践意义(民族共同语的推广;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改进文风;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第四编“文字”,包括第十章文字(文字、文字的作用;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与扫除文盲;文字的改进和改革)。每章后附参考资料,如“思维和思想”“两种信号系统”“关于先天聋哑人的思维问题”“发音器官的构造”“音波的分析”“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俄语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国际音标表”“概念”“词源学和俗词源学”“判断”“语言的谱系分类”等。

正文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言语、语言、语言的基础”说明,言语和语言是不同的术语,平时不大注意它们的区别,但在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弄清楚这种区别却很重要;简单说来,每个人说的话就是言语,言语总是由一些词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而语言则是指这些词和这些规则的总和;汉语是一种语言,如果一些人运用共同承认的词和规则来说话,那么他们的语言就是共同的,至于他们说出来的话也就是他们的言语,却可以千变万化、各不相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但是言语却是语言研究的原始材料,脱离了这些材料研究就是架空的,所以语言学还得从分析大量的普遍的言语事实出发。该节还说明,语言中所有的词的总汇就是词汇,语言中的组合规则就是语法,又叫语法结构,语言总是用一定的声音来表达一定的意义,所以语音也是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语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又叫“语言特点的本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都是长期形成的,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们很不容易变化,也不容易为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所渗透,它们的稳固性造成了语言的稳固性;对于强迫同化,语言有极大的抵抗力,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的时候施行奴化教育,曾经想法损害汉语,但是结果汉语还是汉语,因为汉语虽然在一般词汇上受了日语的一些影响,但它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还是保留下来了。该节还说明,一种语言必须具备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个人或少数人有时创造和运用一些特殊词语,并不能说他说的是和一般人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因为他的话并不具备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决定每一种语言的基本面貌,学习一种外语要重视掌握它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第二节“语言是交际工具”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可以从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看出来;一方面语言依存于社会,只有人类才有语言,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其他动物无论是猿、猴、狗、猫,都是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不可能改造世界,因此它们没有交际,也就没有语言,而只有一些简单的喊叫;语言又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要读一下《诗经》《楚辞》就可以了解汉语两千多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汉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古代有一种语言叫鲜卑语,南北朝的时候鲜卑人还曾经一度统治过中国的北部,但是后来鲜卑族渐渐被汉族同化以至于消失了,鲜卑语不再有人使用,当然也就停止了发展,今天我们甚至不了解鲜卑语的面貌了。另一方面,社会不能没有语言,语言对于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首先语言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有了语言猿才最后变成了人;语言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人们的抽象思维靠了语言的帮助而形成起来并且逐渐精密,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中都要靠语言来协调人们的行动,人类的知识正是依靠语言来互相交流并且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该节还批判了把语言看成自然现象或个人现象的观点,说明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个人现象;语言当然是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而存在的,所以从本质上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当然也有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属性,但它们仅仅是语言的属性而已,它们都不是语言的本质方面;从现代解剖学的研究来看,人类发音器官的生理构造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些区别也只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区别,而不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的区别;民族之间心理方面是有不同的,但什么样的民族心理同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民族心理不能决定语言的面貌;一个在莫斯科长大的汉人,他可以讲俄语讲得跟俄罗斯人一样自然、一样好,可见语言是受社会习惯制约的,经常的、反复的学习和使用可以使我们掌握任何一种语言;语言不会有遗传,要经过学习才会,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要从头学习语言,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该节还说明,虽然语言总是体现在个人的言语里面,也就是通过每一个人说的话表现出来,但语言终究不是个人现象;语言是为了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而创造的,而且是经过许多时代由全社会创造的;个人说话也必须运用别人懂得的语言,不能够随便违反社会公认的语言习惯。该节还说明,语言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1950年以前很多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附和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说法,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并且说只有这个看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1950年苏联学术界大辩论的结果证明恰恰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语言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有力地驳斥了马尔的学说;这个道理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第一,从语言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和它为谁服务来看,语言是在许多时代中为全民所创造和丰富起来的,语言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没有阶级,因此语言不可能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民所创造,并为全民服务;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失了,语言当然也是为全民服务的;即使在阶级社会里,语言也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的。第二,有人认为阶级社会里既然有残酷的阶级斗争,那么语言就应该是有阶级性的,这是不对的;不论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怎样尖锐,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彼此还得用共同的语言来交际;不但如此,阶级斗争越尖锐,使用共同语言的必要性也越大;地主和农民之间是这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是这样;歌剧《白毛女》里面,地主黄世仁和他的狗腿子穆仁智向农民杨白劳逼债,杨白劳向他们求情,以及后来大春等青年农民向他们进行斗争时,他们都要使用双方懂得的语言;因此阶级斗争不会使社会分裂,也不可能使语言分为不同阶级的语言;不能说凡是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东西都有阶级性,例如枪炮,反动派可以用来镇压人民,人民夺过来同样可以打反动派,枪炮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和它相像。此外,也不能把语言同文化、同思想意识、同言语混为一谈;在阶级社会里文化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但作为文化的形式的语言却是没有阶级性的,是全民族共同的,它既可以替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替无产阶级文化服务;平时常说“我们和反动派没有共同的的语言”,毛主席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些地方“语言”一词是另外的意思,实际上指的是思想意识;思想意识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语言和思想意识究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中国青年》杂志上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这是不是可以证明语言有阶级性呢?不能,因为它这里指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言语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发的,因而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它可以有阶级性,剥削阶级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产阶级说“劳动万岁”“劳动创造一切”,可是他们运用的语言仍然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的。该节还说明,阶级对语言有一定的影响,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阶级对于语言却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斯大林说“人们、个别的社会集团、个别的阶级对于语言还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设法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别的词汇、特别的术语、特别的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厉害”;例如旧中国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初见面时连说“久仰,久仰”,满三十岁叫做到了“而立之年”,这些词语一般老百姓是不使用也听不懂的;这种某个阶级强加到语言中去的特殊词语,就是所谓阶级习惯语;阶级习惯语并不是语言,每一种阶级习惯语所有的词语为数很少,它没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使用的范围很窄;阶级对语言的影响还表现在有的时候不同阶级可能对某些词语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感情,例如“劳动”这个词,资本家认为它有下贱的意思,我们却认为它含有光荣、高尚的意思;“老爷”这个词,用来称呼地主、资本家,他们认为这是尊称,用来称呼我们的同志,会被认为是侮辱或者是严厉的批评,但语言中这样的词语也不多见。该节还说明,语言不是上层建筑;1950年苏联学术界的大辩论中特别谈到语言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问题,这个问题跟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语言既然从来都不是任何阶级所专有的,也不偏爱任何阶级,那么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巨大变革就不致引起语言的巨大变革,这和上层建筑有很大的区别;斯大林在批判马尔学说的时候,从四个方面来论证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一、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什么经济制度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语言却不同,基础改变了,它却可以基本上不改变;二、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它不只是反映基础,而且积极地为基础服务,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语言却不是某一种基础产生的,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中为全社会所创造的,它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基础、不同的阶级服务;三、上层建筑是某一个时代的基础的产物,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生命是不长久的,语言却是许多时代的产物(本次OCR止于此)。

总体而言,本书是1959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写的综合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基础教材,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系统讲授语言的本質、起源、语音、词汇、语法、语言发展规律和文字等基本知识,并着重论述党的语文政策,批判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反映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语言学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状况。书中保留大量术语辨析、理论阐述和参考资料,对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语言学教育和教材编写具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

书籍资料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11—1965
本书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序言说明,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语言学教研室绝大多数教师、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部分学生;一年级(58级)部分学生参加大纲初拟工作并对初稿提过意见;几位三年级(56级)学生邢志恒、陈良明、余英华、曾庆瑞、黄懋颐参加最后确定大纲的工作和初稿编写工作;主要执笔者是石安石、叶蜚声、吴天惠、陈松岑、赵世开、徐通锵、贾彦德、路家琳等八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教研室主任高名凯先生自始至终参加工作,对大纲和原稿都提了详细意见。高名凯(1911—1965)为语言学家。其余执笔者及参与者的生卒年在本次OCR前20页中未见完整记载,均待进一步查证。

学术价值

1. 本书是1959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写的综合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基础教材,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系统讲授语言的本質、起源、语音、词汇、语法、语言发展规律和文字等基本知识,并着重论述党的语文政策,对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语言学教育和教材编写具有参考价值。
2. 书中对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基础、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等基本理论问题有较系统的阐述,并引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著作,可供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理论教学和学术话语参考。
3. 书中设“和同学们谈几句话”,说明语言学与文字改革、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改进文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等实践的关系,并附思考题、小结、讨论题和参考资料,对研究教材编写体例和教学方法具有参考价值。

公版依据

本书出版于1959年,属于1912年以后出版的合作作品,应按P2规则核查所有贡献者。编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为机构,但序言列有主要执笔者石安石、叶蜚声、吴天惠、陈松岑、赵世开、徐通锵、贾彦德、路家琳等个人署名,教研室主任高名凯参加,以及邢志恒、陈良明、余英华、曾庆瑞、黄懋颐等学生参加编写,不能按法人作品规则处理。高名凯(1911—1965)卒于1965年,截至处理年份2026年已满50年;但石安石、叶蜚声、吴天惠、陈松岑、赵世开、徐通锵、贾彦德、路家琳等卒年待查,其中部分可能死亡未满50年。因存在贡献者卒年待查、无法确认全部死亡后已满50年的情况,最终结论:待确认。

适合人群

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史、语文教育研究者和教学者,综合大学中文系师生,以及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教材编写史和20世纪50年代学术话语的读者。

序文信息

序,1959年5月,述本书为综合大学中文系教材,总结北京大学“语言学引论”教学经验,讲授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基本知识及党的语文政策;另有“和同学们谈几句话”

目录

序 和同学们谈几句话 第一编 语言的本質和起源  第一章 语言的本質   第一节 言语、语言、语言的基础   第二节 语言是交际工具   第三节 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工具   参考资料  第二章 语言的起源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是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第二节 劳动创造了语言   第三节 关于原始语言 第二编 语言的三个组成部分  第三章 语音   第一节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第二节 语音的分析(上)   第三节 语音的分析(下)   第四节 语音四要素的作用   第五节 语音的演变和规范化   参考资料  第四章 词汇   第一节 词和词义   第二节 词汇的构成部分   第三节 词语的替换   第四节 词汇的演变和规范化   参考资料  第五章 语法   第一节 语法的性质和语法手段   第二节 词法   第三节 句法   第四节 语法的演变和规范化   参考资料 判断 第三编 语言的发展  第六章 语言发展的原因   第一节 社会的发展推动语言的发展   第二节 语言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影响引起语言的发展  第七章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   第一节 语言的分化   第二节 语言的统一   参考资料 语言的谱系分类  第八章 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   第一节 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  第九章 掌握语言发展规律的重大实践意义   第一节 民族共同语的推广   第二节 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   第三节 改进文风   第四节 少数民族语言问题 第四编 文字  第十章 文字   第一节 文字、文字的作用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与扫除文盲   第四节 文字的改进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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