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贸易的三十五年

《苏维埃贸易的三十五年》由苏联学者吉斯坦诺夫（Я.А.Кистанов）等著，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2月第一版、1954年2月第一次印刷，印数0001—3466（430+35+301），书号“贸1—10”，版权页标明“本校教材，请勿翻印”。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教材，汇集苏联学者关于苏维埃贸易发展历程的专题文章。据目录，全书收五篇：雅·安·吉斯坦诺夫《苏维埃贸易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费·雅·奥布洛瓦茨基《苏联国营贸易的三十五年》、费·雅·乌斯边斯基《公共饮食业的发展》、拉·亚·洛克申《新高涨中的农村贸易》、尼·依·瓦塞宁《国营贸易中的社会主义竞赛》。正文前20页可见第一篇《苏维埃贸易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该篇开宗明义指出，苏维埃贸易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交换形式，并引用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商业就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没有大小投机商人参加的商业”的论述，强调苏维埃贸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保证购买者能够买到必需商品，满足城乡劳动人民经常增长的需求；斯大林还指出，为使全国经济生活活跃起来，使工业与农业有不断扩大的生产刺激，需要城市与乡村间、区与区间、省与省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扩展的商品流转。文章指出，苏维埃贸易以巨大成就迎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建立了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庞大贸易货站网、大小商店网与公共饮食企业网，为消费者服务工作质量无比提高；由于社会主义工业与农业商品生产日益增长，职工实际工资逐步提高，集体农庄庄员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不断增加，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已达到相当巨大数字，1950年零售商品流转额已大大超过战前1940年，超过革命前俄国商品流转额几十倍，并继续以极高速度发展。文章认为苏维埃贸易是苏维埃人民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其依据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则、生产发展法则而首先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法则；苏维埃国家将基本生产资料收为公有并消灭剥削制度后，在工业、农业与商品流转领域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列宁和斯大林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制定苏维埃贸易理论。文章将苏维埃贸易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与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当，第二个阶段基本与社会主义时期及由社会主义逐渐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当。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苏联贸易”部分，文章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论述，说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从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则时起开始进行建设工作；引用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1925年）上给新经济政策下的经典定义，即在一切经济命脉操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间的斗争，预计到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作用不断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引用斯大林《论共产国际纲领》演说（1928年7月5日）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不要市场和越过市场的直接产品交换。文章说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是由社会主义城市与小资产阶级农村、国营工业与几百万中小农民经济进行经济结合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而达到这种结合只有保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才有可能；引用列宁关于商业是千百万人小农与大工业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的论述。文章还讨论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及贸易的两重性，指出由于新经济政策容许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因而也容许私人资本主义贸易存在，但新经济政策并没有给一切资本主义成分以充分自由，而是以保证国家在市场上起调节作用为条件、只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列宁和斯大林又指出以全力开展公有化贸易（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并把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的必要性。文章回顾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在贸易方面的措施：土地、大工业、运输事业、银行、对外贸易、工业推销机关（辛迪加）、最大粮食储藏库与仓库等国有化；建立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国营工业并推销制成品，设立粮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居民供应和农产品采购，吸收消费合作社参加直接组织对居民的商品供应；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10日通过《关于消费合作社组织》决议，改组旧资产阶级合作社为新型苏维埃合作社，合作社必须为所在地区所有居民服务而不限于社员，对贫苦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给予入社便利，并与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机关紧密合作；建立最重要产品与商品（粮食、盐、糖、布疋、农业机器、煤油等）的国家贸易专营制，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给实行集中供应政策创造可能性，便利农产品采购，并促使对外贸易专营制实现；通过国营供应网和合作社供应网有计划分配商品并规定固定价格；组织城乡商品交换，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2日通过《关于组织商品交换以便加强粮食采购工作》法令、1918年8月5日通过《关于在产粮地区必须开展商品交换》法令，以工业制品向劳动农民换取粮食及其他国家计划采购的农产品，对富农则按国家规定固定价格以现金收购；由于富农反对和粮食供应困难，组织工人下乡运动以强力没收富农剩余粮食分发给受饿工人和农村贫农；实行建立在新的阶级原则基础上的配给制，按居民社会成分与职业规定不同配给标准，保证劳动人民优先供应；私人资本主义贸易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中小资本主义贸易仍在地方粮务机关监督下经营，粮务机关与投机商人进行无情斗争，全俄非常委员会在与投机商人斗争中起巨大作用，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1918年2月12日决议在地方设立物价委员会，负责审核贸易企业在商品购买、保管与销售方面费用并规定正常平均价格和平均利润。文章还讨论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抗击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把国内一切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规定所有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最严格集中分配办法；取消城乡商品交换制，代之以余粮收集制，农民所生产全部粮食除生产与个人消费所需外一概收归国家支配；对城市居民配给根据阶级地位及参加社会劳动性质进行，自1920年底起产品与日用消费品免费配给工人、职员与红军战士家属；国内供应工作全部领导权集中在粮务人民委员部，居民直接供应仍委托消费合作社；将存留私营批发贸易收归国营，私营零售贸易改为市营，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通过《关于为居民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的供应工作》法令，资本主义贸易机构仓库、商店和存货转归国家所有，私营贸易机关在供应与采购方面工作概由国营机关和合作社机关代替；全国出现有计划有组织通过国营批发仓库、合作社批发仓库、苏维埃分配站与合作社分配站（商店）分配产品局面，商品货币关系大为削减，与非法的“地下”市场进行坚决斗争。文章引用斯大林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是“因战争环境与武装干涉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它是为了要建立不通过市场、绕过市场的城乡直接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主要的是通过非经济的和一部分军事措施来实现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目的在于组织妥妥的产品分配工作，以便保证前线革命军队与后方工人的供应”的论述。文章还叙述粉碎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后走上和平建设轨道，根据情况重又恢复新经济政策，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从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开始，大会通过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重要决议，实行粮食税后农民可以用缴纳粮食税后剩下的多余农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列宁和斯大林全面论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建设完备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列宁《论粮食税》《论贸易》《论合作制》等著作具有极其巨大意义；列宁指出相当自由的商品流转是我国农民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刺激力量，允许这种自由商品流转，苏维埃国家就会给农民造成热心发展生产的经营兴趣，依靠农业高涨就可以恢复国营工业、建设强大工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转入进攻肃清资本主义残余；列宁还指出必须扩展公有化的苏维埃贸易，并把因恢复新经济政策而活跃起来的资本主义成分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在其合作社计划中建议在流通范围内最广泛地利用合作社，以便更有效而迅速地将资本主义成分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并为农民生产合作化作好准备。文章说明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最重要任务是恢复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破坏的经济，并在市场关系基础上建立城乡经济结合；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贸易方面政策包括大力扩展国内商品流转、加强国家在市场上调节作用、通过公有化贸易主要是合作社贸易建立国营工业与农民经济全面联系、减低工业品价格使国营工业争得国内市场并保证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私人资本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而以苏维埃贸易代替它。文章列举成就：1925—1926经济年度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从1923—1924年度54亿卢布增加到1925—1926年度117亿卢布，即增加1.6倍；1922—1924年币制改革确立稳固货币，对商品流转扩展和社会主义成分阵地巩固有良好影响；建立强大批发贸易机关苏维埃辛迪加，1925—1926年度推销所联合工业企业71.5%产品，约占苏联全部工业产品54%（就十个主要生产消费资料工业部门而言）；建立贸易公司网推销地方工业产品，1925—1926年度贸易公司商品流转总额中批发业务占66.5%、零售业务占33.5%。文章还强调合作社意义，引用1927年2月7日至12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指出合作社不仅是最合理的流通体系，而且是将几百万群众组织起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工作并依靠他们支持进行活动的流通机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扶持各种合作社发展，同时经常关怀合作社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使个人、集团利益不超过全民利益；消费合作社和农业供销合作社在商品流通中作用最大，到恢复时期末已成为建立在自愿入社原则基础上的劳动人民群众性组织。文章还讨论商品流转公有化是过渡时期最重要任务之一，解决这个问题就消除工业虽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工业与农民之间中介人却由私人资本主义贸易担任的矛盾；私人商业资本作用引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相当大一部分进入剥削阶级分子腰包，妨害社会积累增加和劳动人民物质状况改善；战时共产主义结束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后起初引起资本主义成分某些活跃，资本主义分子追逐高额利润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商品流转领域而非工业生产领域，因为工业生产领域中社会主义工业占决定性阵地，而商品流通领域中资本主义成分能找到手工业生产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富农）与小商品生产作为依靠；因此商品流转公有化过程只有按照“谁战胜谁”原则经过残酷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苏维埃国家将私人商业资本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禁止成立垄断性联合组织、取消商业秘密、实行公开报表制度、与投机现象进行无情斗争、在与私人资本发生经济关系过程中确立有利于国营机构和合作社机构阵地等措施；给予公有化贸易许多便利，在带阶级性质税收方面实行优惠信贷政策，后来完全禁止公有化成分为私营工业企业和私营贸易提供劳务，也不许贷款给它们；解决商品流转公有化最主要办法并不是行政措施，而是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将绝大部分为广大消费者阶层所需产品更加集中在苏维埃国家手中，对通过公有化贸易沟道的商品实行减价政策。文章列出一组百分比数据说明排挤私人商业资本情况：批发商品流转中，1923—24年度国营52.0、合作社26.0、私营22.0，1925—26年度国营49.0、合作社42.0、私营9.0；零售商品流转中，1923—24年度国营15.7、合作社26.6、私营57.7，1925—26年度国营13.2、合作社44.5、私营42.3；1925—1926年度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已在国家商品流转中占据优势地位。本书以专题文章形式总结苏维埃贸易三十五年发展历程，保存苏联过渡时期贸易政策、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公共饮食业、农村贸易和社会主义竞赛等方面的资料和论述，对研究苏联贸易经济史、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教材史具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