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 第四卷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四卷由彭泽益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1月出版第1版、第1次印刷，32开，18 7/3印张，插页4，469,000字，印数0,001—2,500册，定价2.80元，统一书号4002·108。本书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第四种，是一部以档案、调查报告、报刊记载和统计资料为主汇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集。本卷为第四卷，所收资料主要涉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手工业经济在日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趋于崩溃的历史。卷首目次列有第六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 中国手工业经济在日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下趋于崩溃”，下设第二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对中国手工业的控制和掠夺示例”、第二十五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手工业生产的厄运”、第二十六章“战后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本主义进一步结合对中国手工业经济的摧毁”，书末附“引用书目”。这一结构显示，本卷不是通论性著作，而是按专题和地域分类编排的资料汇编，侧重以具体行业、地区和调查统计资料说明近代手工业在战争、殖民统治和官僚资本压迫下的衰落过程。

从目录可见，第二十四章包括日本纺织资本支配下的华北三省棉纺织手工业的情况、日本统制下的江苏浙江和广东制丝手工业的情况、其他各地各种手工业的情况示例等。华北棉纺织部分下分河北高阳的棉纺织业（附天津的织染业）、山东潍县的棉织业、山东济南的棉织业、山西的棉织业、战时华北三省手工织布业的棉纱消费量和棉布生产量的估计；制丝部分涉及各丝织业产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下遭受严重破坏示例、敌伪在沦陷区对丝业的统制政策、各地手工业丝业的生产和衰落情况、江浙丝织业的没落、江浙蚕丝业在敌伪摧残下濒于毁灭等；其他各地手工业示例包括上海、苏州镇江南京南通、青岛、北京、宣化和包头、华北织席、厦门纸箔等。第二十五章包括战时后方各地手工业兴起的客观需要和各地手工业生产情况（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后方各省其他各种手工业、战时各省农村手工业副业）、工合运动的开展及其衰落、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生产的压榨等。第二十六章包括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日益恶化与各种生产事业遭受摧毁和破坏的概况、中国几种主要手工业生产及其遭受摧毁的情况示例（棉纺织业、缫丝业、制瓷业、制茶业、卷烟业、造纸业）、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手工业生产及其遭受摧残的情况示例（四川、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福州和广州、其他各地城镇、各地工合和农村手工业副业）、四十年代末中国工业中工厂工业与作坊工场手工业的基本情势等。目录显示，本卷所收资料覆盖棉纺织、缫丝、制瓷、制茶、卷烟、造纸、织席、纸箔等行业，涉及华北、江浙、广东、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福州、广州等地，资料来源包括满铁调查部报告、满铁调查月报、解放日报、河北省银行经济半月刊、高阳县人民政府手工业调查总结等，兼顾日伪调查、国民党统治区调查和解放区调查等不同立场和类型的材料。

本次所见正文为第六编第二十四章开篇及“日本纺织资本支配下的华北三省棉纺织手工业的情况”前一部分。正文开篇指出，事变前已经进入衰退过程的华北土布业，由于1937年7月中国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遭受了歼灭性打击；其原因一是事变后纺织业的破坏和停工，二是农村治安恶化（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的分离过程），三是棉花日益缺乏及因棉纱配给统制与经济封锁所造成的棉纱来源日益困难，三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华北土布业走上急剧衰退过程并发生重大变化。正文引满铁调查部《潍县土布业调查报告书》说明，华北土布生产的主要生产过程——织布，几乎全由农村中的农家担任，事变后农村处在新政权（汉奸政权）管辖圈即建设圈之外，治安恢复得很晚，又土布生产虽在农村进行，所用原料却早已不是土纱，而是依靠各大商埠及主要都市的洋纱，事变后主要都市和铁路沿线治安虽恢复很快，但农村与都市相互隔绝，棉纱取得几乎不可靠；事变中破坏和停工了的棉纱生产设备（青岛、天津、济南等地纺织工厂）后来在新秩序下恢复，当它们开始活动时（1938、1939年），土布业也开始恢复，但由于对敌经济封锁及伴随棉花缺乏而来的棉纱配给统制日益加强，终于无可挽救地再度陷于停顿。正文还引平野虎雄《济南织布业调查报告书》说明，事变后华北棉纺织业极其迅速地由日本资本重新配置，其生产流通都由一系列巨大纺织资本完全支配起来，机织业的原料棉纱完全是纺织制品，只要棉纱由纺织资本支配，机织业的命运自然被握在纺织资本手中；并指出纺织资本直接伸入手工织布业，东洋纺织会社正在计划实施放织，这将使长年处于领导地位并控制织布业者的放织布庄至少丧失放织机能而脱离生产过程，同时机户将处在产业资本直接支配之下，其工资劳动者性格将日益浓厚。正文随后列“（一）河北高阳的棉纺织业（附天津的织染业）”，叙述抗战前高阳纺织业曾盛极一时，在民国六、七年鼎盛时代拥有织机六万张、近代机器工厂十四家、年产布一百七十万匹，甚至香港、仰光、新加坡亦有其踪迹；但其发展非常曲折多难，纱要靠外地供给，布由农民手工生产，在领取原料与出售成品中要经过多层剥削，有些机器生产仅作织成品的漂白、轧宽、染色等加工，农民种植棉花只是为供给日本纺织业原料，他们坐在土屋里进行个体落后的手工生产，实际上已变成日寇压榨下散布在中国农村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和集中在工厂里的工人命运同样凄惨；工业资本家们也受到排挤和打击，不能掌握全部生产过程，数十年来没有摆脱掉日寇经济的附庸地位。正文又叙民国十六年日本人造丝兴起，高阳棉织业一落千丈，农民遂改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麻织品以苟延挣扎；民国二十六年日寇丝织品大倾销，高阳纺织业又受一次惨重打击，许多土布栈庄倒闭；抗战后随着高阳城陷落，纺织业更急速没落，棉花成了日寇军用品，该县六万张织布机被毁得只剩下三千张，除了城内日人的“纺织组合”外，乡村里再没有人织布；过去日寇统治时期每集上市布不到一百匹，上市线不过三四百斤。正文还分述织布业衰亡对高阳地区的影响，包括商品化率降低、布机移动激剧、手纺纱增加、染色整理工业复灭等。商品化率降低部分说明，由于织布业者回到农业，促成土地不足深刻化和农村负担加重；由于以织布为副业的农家失掉现金收入，促成向自然经济倒退；这一带农村主要由十亩上下的零细自耕农组成，织布业者重返农业余地几乎不存在，丧失生计的失业者群除一部分流往铁路沿线都市外大部分重返农村，零细耕地再分割可见，各农村单靠农业本来早已没有收容人口余力，现在却必须再强加过重负担；由于得不到领纱包织机会，从来农产物不能自给地区，农产物商品化率更加低落。布机移动激剧部分说明，由于原料来源困难，一方面促使布机向较易取得原料的铁路沿线即完全占领区（京汉线保定正定等地）集中，另一方面被缺乏棉布的“匪区”地带的自给自足运动不断动员吸收，因此中间地带的织机不断减少。手纺纱增加部分说明，本来手纺纱已被厂纱驱逐将尽，由于厂纱不足、难以获得，促成手纺纱重新登场，在无法织布的今天，手纺纱是很好的劳动对象，妇女手纺纱恢复显著，例如城南约五公里的植棉村庄季郎，事变前几乎家家织布，现在则完全没有织布的，全村都在从事手纺纱，这并非为供自己使用，而主要是为运往内地。染色整理工业复灭部分说明，以土布生产为前提的染色、整理本来已从染坊等小营业乃至工场制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械制工厂工业阶段，高阳县城附近有十余个染色加工工场，是民族资本开设的，仅就这些工厂土地、厂房、机器等项而言总计已超过二百万元，从事劳动总人数约达一千人，事变后随着土布生产衰亡各厂都闭歇了，经营者和财东逃往京津方面，流动资本也跟随他们逃走，工厂蒙受战祸和水灾荒废得很厉害；土布染色整理除上述主要工厂外，事变前尚有采用土法的所谓染坊散在其间，现在已完全不见；此地还有面粉厂一处，事变前以棉业劳动者为顾客，现在也失掉销路，只好以军用（中国方面的）为唯一销路，只能断断续续进行作业。正文接着说明事变爆发使此地织布业根本复灭，首先布庄纱庄逃避破坏了旧有土布生产流通机构，农民完全无法购入棉纱和贩卖制品，陷于隔绝孤立状态；加之纺织工厂因棉花不足、棉纱贩卖量减少，棉纱禁止自由运往铁路沿线之外，治安不稳定，诸如此类阻碍土布生产流通机构再建，于是农村自给倾向激剧推进。正文还叙日商北泽商店于1939年秋进入高阳，因治安不稳1940年才开始营业，因资本太小、经营散漫，是年5月由东洋棉花会社取而代之继续配给棉纱；依靠这些棉纱织成的布匹，规格系于每次配给棉纱时由东棉洋行指定，各个月份规格不同，由东棉洋行收去；这些制品要全部送到天津，由天津染织厂印染以后才投入市场。正文还说明东棉洋行配给棉纱范围以高阳县城内为限，一方面要防止棉纱和制品流往“匪区”地带，另一方面东棉洋行能够监视范围有限，不能出城一步；要想请领配给棉纱须先加入新民会织业分会，必须提出连带责任保证人署名的保证书；这样在东棉支配下从事织布的，截至1941年5月止共有293户、布机517部，家属总数1,088人；正文列“高阳县新民会织业分会会员构成内容”表，分总户数、农业兼业、商业兼业、织布专业，列户数、在总户数中所占百分比、保有布机部数、平均保有布机数、保有整经机数、家属人数、平均每户家属人数、工人数等项，并加备考说明根据新民会织业分会会员名簿及保证书以及东棉织户名簿编制。正文还说明东棉支配下的织布业者从织业分类看，织布专业占56%，农业25%，商业19%，过半数是专靠织布维持生计；保有布机平均二部弱，常时雇佣工人数183人，全部为织工，布机总数517部中有35%是靠雇佣劳动开动，其余以家属劳动为中心，补助工程如绕纱之类依靠临时雇佣劳动；东棉洋行对上述织布者每户每次配给约可织成20匹布的棉纱，配给之日当时指定规格，大部分为32支纱，每匹制品长30码半、宽30吋、重6.4磅乃至7.4磅，密度每平方寸纵72、横66；机户所织棉布旧日长29码、宽30吋，东棉把规格提高到长30码半宽30吋，仍然远远赶不上工厂制品（长40码宽34吋）；所需棉纱每匹配给32支纱16.7把，由于布机粗笨、技术低劣以及隐匿棉纱等原因，通常把每平方吋纵72根横66根标准规格降至纵70横64，缴来制品有时长度宽度都不足；东棉把这些制品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每匹支给工价二元，中等一元八角，下等一元六角；收进布匹送到天津万新工厂进行轧光、上浆、印染等一切加工。正文还指出，经过上述过程才出现于市场的制品已经抛弃了高阳土布名称，而是用一些别的名称来买卖，旧日以高阳土布名称出现于各地市场的那些土布从表面看现在已完全不见踪影；只有高阳城外乡间各村可以看到为自给而进行的一贯作业，即从棉花到土布的那种生产有相当程度恢复，自己用不完的剩余品也供应本地需要，但所谓高阳土布即拥有广大市场的那种土布，事变后是完全绝迹了。正文进一步指出，东棉支配下的上述资本制家内作业并不单单意味着日本资本以事变为契机代替了本地资本，而且意味着数量上的退步以及对近代产业资本——纺织工厂的完全屈服；旧日高阳织布业确是在厂纱输入以后才发展起来，其性质好像是纱厂的附属作业场，但其生产还是独立的，其制品在市场上还是以高阳土布资格与纺织工厂制品相对立；事变后的高阳土布在市场上不过是工厂制品的补充，其存在已完全是纺织工厂的附属作业场。正文还说明，所谓高阳土布生产已完全被吸入东棉系统，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制造毯子褥单等的特殊织布业者依然保持独立经营；随着治安恢复，城内已有这种生产见诸恢复，现在从事制造毯子和制造褥单的工场已各有一家开始作业，这些工场都已走上工场制手工业阶段；在目前情形下所谓高阳土布生产完全被东棉这个大资本掌握着，本地资本已无法再回到那里去，从而只有织制毯子和褥单是本地资本的最后一块地盘。正文还叙这种工厂经营者今天最苦恼的是棉纱来源困难，除毯子纬线外其余完全要靠纺织工厂的棉纱，其难以获得已如前述；铁路沿线以外的高阳小工厂想靠本身力量不断地有利地获得棉纱是非常困难，从而这两个工厂（隆德、久章，织毯子和褥单）当然只好依靠保定的纱布商人来取得棉纱，褥单工厂所需棉纱还要依靠东棉洋行配给；这种工厂所出制品与一般棉布不同，需要量很小，规格很难统一，不适于大规模生产，所以这些厂可以靠低廉工资存在，但从棉纱来源看，它的独立性究竟不是小资本所能维持；而且其全部制品现在完全由保定天津等地大商人经手推销，从这种情形看，这些特殊织布业将来很可能次第迁往保定及铁路沿线其他都市即本地大资本能够享受到较多安全感的地方；事实上保定石门等地这一类小工厂最近已在激剧增加中。正文还叙七七事变后日寇占据高阳县城，割断城乡关系，各纱布商为保全自己逃往京津等地，一些染轧工厂也只留下少数人看门，加以日寇不断抢掠、特务敲诈，更为严重的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摧残，使高阳织布业一时都告停顿；民国二十八年洪水成灾，群众生活困苦，遂将大部织布工具出卖到天津、保定和作燃料烧了，成为高阳织布业空前未有之浩劫；民国二十九年日寇想利用高阳织布业给他们生产大批棉布，招收机户来高阳城内织布，但仅招集了700台余（其中一部分是因被日寇摧残不能维持生活，另一部分是我抗日政权派来的），其产品是60码花坯布，不过因机户生产情绪很低，由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底仅产布二十来万匹；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调查，高阳织布业数以三万来台的织布机，经过日寇抢掠、烧杀的摧残和天灾的损失，仅剩有织布机1,800台。正文附“天津的织染业”部分，说明天津织染业在未沦陷前经二十余年艰苦奋斗、惨淡经营已小具规模，据可靠记载已有工厂约一千四百余家；敌人侵占天津后对织染业摧残采用极狡黠手段，表面放任织染业发展，实际实行棉纱统制，对织染业无异于釜底抽薪；天津织染业70%为棉织，棉织主要原料为棉纱，敌人统制棉纱配给数量有限，大部分工厂仍需仰仗黑市棉纱供给；以黑市棉纱买进原料成本自然较敌人统制棉纱所定价格为高，而敌人限制所有制成品售价必须照配给纱价格计算，如此棉织工业自然无法继续经营，于是大部分工厂均缩小生产机构，有些工厂转移资金购置工厂房产及机器，企以奠定将来基础；这样发展的结果，有三分之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改为比较进步的机器，这反而变成天津织染业在沦陷期间发展的一个特征；手工业改为机器工业另外的原因是当时机器购置较为容易，同时受日本工业技术影响及机器织成品在市场竞争，这些落后手工生产亦不得不急起直追、积极图谋改进。正文还说明在沦陷期内天津市场整个操纵在敌人掌握中，织染业市场亦完全被敌人侵占，因之销路日蹙，织染业仅仅在偏僻荒凉的村落集市上去找一些购买力低得可怜的顾主；但敌人虽统制棉纱，而麻丝及颜料却未加统制，因此便有不少棉织工厂转移麻丝织品生产，使一部分工业幸免于破产。本次所见正文还包括“（二）山东潍县的棉织业”开头部分，说明民国二十七年年初事变影响波及这里，一时土布业完全陷入绝境；到事变爆发为止潍县地方织布业兴盛到极点，布机总数为六万部至十万部，从事本业者约有十五万人，销路远运云南、四川、贵州、福建、河北、河南、绥远等省，事变前潍县土布产量年达二千万元，与其他主要产品烟草（年额一千万元）、猪鬃（年额一千万元）等合在一起，在潍县全部产业中约占50%，地位非常重要；事变爆发，青岛纺织工厂遭受破坏，山东各地治安紊乱，环绕潍县土布生产的一系列经济机构都被破坏，因此1938年停工一年，1939年以后才随着交通治安恢复而渐见恢复，但棉纱来源比事变前减少，农村方面事变和旱灾既带来疲敝，棉纱来源又完全断绝，即使想出某种办法能够买到棉纱价格也很高，也是无利可图，织布机已经不是他们维持生活的一项手段，因此大都把自己的织布机卖掉，农闲期到县城里面去做机房工人，靠每月六圆工资来补助一部分生计；眉村及其他农村的织布机向铁路沿线及能够供给棉纱的青岛、南流、岞山、济南等都市四散流徙，现在潍县县城有八百至一千部织布机集中在东关，由于事变影响农村销路及其他各地销路断绝、棉纱来源很少，调查时只有四百部织布机（114户）从事生产，其中大部分是替少数染织工厂包织土布；另一方面与土布生产盛衰有密切关系的染织工厂也由于制品销路缩小、购买力降低及原料来源困难（货少价高）等原因，现在只有日华合办的信丰、元聚、德聚等三厂活动，其余中国工厂几乎全在闭歇状态中；一般民众对厂布的需要从事变前起已逐渐增大，外国资本主义通过铁路渗透各个角落，促使农村货币经济化，廉价棉布从青岛、天津、上海源源而来，农村也开始需要厂布了，潍县织布手工业在布机分散、农村疲敝、棉纱来源困难、销路狭小等情况下前途非常暗淡；同时事变前在土布生产上有很大势力的布庄及线庄，由于棉纱棉布配给统制机构成立，棉纱棉布难以到手，也已失掉其在染织工厂与机房中间的中介地位而趋于没落。正文还引满铁调查资料说明，事变后华北土布生产机构在特殊情况下站在最前面的是产业资本，近代化工厂占有支配地位，开始步入全部生产机构近代化转化过程，不过它是处在日本资本支配与哺育之下；事变前潍县零细农户赖以补助生计的副业性织布不断发展，以此为基础染织、染料、机械器具等工业也在不断发展，这些都由中國资本经营；但事变以后由于日本资本插进来，潍县最大的机械器具工厂华丰变成日华合办，而且从来直接间接支配着织布农户的三大染织工厂也都变成日华合办；染织工厂所需棉纱要仰给于青岛的日本纺织工厂，加之现在配给统制日益加强，不能不或多或少受到日本资本支配，况且合办工厂的出资者本身就是青岛的日本纺织业者，其隶属性当然更强；这样以棉纺织加工业为中心的潍县产业界便牢固地隶属于日本资本了。正文还详细说明旧日农村织布机受事变影响流入潍县县城东关，以所谓“机房”形式恢复起来，并据满铁调查说明东关织布机总数、经营形态变化、包织工场形态转化、拥有染坊设备的工场能维持比较独立经营等情况；又说明事变后形势是能够左右棉纱供给关系的日系染织厂站在最前面，把织布业者拉过来，而旧日布庄线庄等独立企业者则趋于没落或者成为织布业投资者以隶属于染织工厂，或者在棉纱棉布投机中消磨岁月；线庄现有十五家（原缴资本总额29万元）继续营业，与战前不同，既不再通过金融关系支配布庄，间接控制机户的支配网也逐渐被切断，它们正向单纯棉纱商人没落下去，而且棉纱销贩由于漂染厂（其中日华合办三个厂子都是华北纤维组合第二部员，拥有直接配给棉纱来源，相反线庄全部属于非组合员）直接运入棉纱倾向日益增大，使它们营业范围日趋狭隘，所谓“买空卖空”倾向日益加强；布庄在战前虽要受线庄金融支配，但总算是独立放织者，在全部土布生产结构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采取这种经营的布庄几乎完全解体，或者变成包织媒介，或者变成简单“放机的”，大都从属于漂染厂借以苟延残喘，可以说它们现在从线庄金融支配下解放出来了，但作为布庄它同时也从土布生产机构中解放出来，或者说被驱逐出来了。正文还说明事变后生产结构显著变化首先是线庄对全部生产的支配地位被机器漂染厂代替，战前潍县土布业是由各个线庄通过它对布庄的金融支配统治着布庄下面的直接生产者农村机户，控制着土布生产绝大部分，现在则由漂染厂直接间接通过包织关系统制着机坊和农村机户，支配着土布生产；县城东关机坊和战前即已存在的织布工厂（四厂，布机约158部）其经营方式除极少特殊经营外几乎全部（约90%）采取包运方式直接隶属于机器漂染厂，农村机户也几乎全部通过“放机的”来替机器漂染厂织布；其包运方法大体分为两种：由漂染厂直接发给棉纱进行包运的方法，和不发棉纱而预先付给定钱的办法。正文还说明潍县现在（1941年）棉纱几乎完全为日华合办的元聚、信丰、德聚等三个染织厂支配，县城、南流、岞山等地织布业者向它们订立织布契约，接受棉纱配给，缴回制品，领取织布工价，制品每五天缴一次，要经过严格检查，不合规格的织布业者要赔偿或被削减工价；现在棉纱很少，广大农村中制品销路不大，因此放织数量很小，加之织布业者是事变后产生的、没有坚强团结心，从而现在完全隶属于织厂。正文还举东关大街某机房经营状况为例，说明其组织合伙、从业人员、织布机八部（因棉纱配给不足现在六部闲置、二部开工）、主要向染织厂领织、与各染织厂订定契约用书面契约、通常提出保证人、大体以一个月或半个月为期限、期限内必须生产若干由厂方指定、每隔五天须将所产棉布送缴工厂、根据每次送去棉布量领取今后五天配给纱、机房本身只是按照各厂规定每匹工价领取织布工价等。本次所见至此处止，后续内容待补。

本书作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之一，以大量调查、档案和报刊资料汇编近代手工业史，特别是抗日战争至战后时期日本资本、国民党官僚资本和美国资本对中国手工业的控制、掠夺和摧毁过程，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手工业史、抗日战争经济史和区域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本卷所收满铁调查、解放区调查、国统区调查和报刊记载等不同来源资料，可供研究者从多角度互证。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