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下 第五辑

本书为《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下册，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1963年出版。本次OCR仅见前20页，卷首有目录及正文《北京满族调查报告（一）第一部分 清末京旗情况》。据目录，本辑收有《北京满族调查报告（一）》《北京满族调查报告（二）》等，内容涵盖清末京旗组织实况、旗民生计问题与官兵待遇变化、京旗内部阶级变化、北京满族开始从事工商业的历史背景及经过、解放前满族工人的生活地位和反压迫斗争、解放后满族工人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斗争、满族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市民生活的改善等，并附家庭生活情况统计表、家世和职业统计表、满洲正红旗民国七年七月弁兵等饷银津贴表等。正文《北京满族调查报告（一）第一部分 清末京旗情况》以京旗为主，时间大致由光绪元年（1875）起至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被迫出宫为止，资料主要来自满族老年人、曾任旗兵者及过去管理旗务的满族统治阶层人士如贝勒、都统、大臣等。正文首先说明八旗和满族是两个不同而有联系的概念：满族均隶旗籍，而八旗中尚有蒙古、汉军、包衣等旗人及编入八旗的其他少数民族，清末这些人在社会身份、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语言使用上大体相同，北京过去流行“不分满汉，但问民族”的谚语；据1957年统计，北京满族有85,301人。第一章“清末京八旗组织实况”述京旗驻防有所謂旗界，各旗分驻各地原则据张润普、金受申等介绍出于五行相生相克迷信：东方属木，金克木，金为白色，故正白旗、厢白旗驻东城；西方属金，火克金，火为红色，故正红旗、厢红旗驻西城；正黄、厢黄驻北城，厢蓝、正蓝驻南城。厢黄、正白、厢白、正蓝为左翼，正黄、正红、厢红、厢蓝为右翼；管区内又分汛地、堆拨、栅栏，光绪年间东城与西城在语言用字和发音上尚有差别，上三旗与下五旗不通婚。旗兵人数方面，清代官文书有意保密，《清史稿》兵志二记北京八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八、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调查得到曾任御前侍卫的正红旗满洲都统王衡永所藏旧档，北京八旗官兵数字为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名，其中官员六千六百七十六名、士兵十二万三百零九名，为光、宣之际数字，与《清史稿》仅差四人，可作旁证；若以每丁眷属平均五口计，八旗总人口为六十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五人，与民国初年北京满族人口六十万之说大体相同。旗兵种类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每旗又分满洲、蒙古、汉军、包衣；由不同族别和兵种组成侍卫亲军、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神机营等，汉军八旗有专管炮的八汉炮，另有善扑营、虎枪营等。八旗职官方面，每旗有三个都统和六个副都统，满、蒙、汉各一正都统、两副都统；都统地位原很崇高，多由王公兼任，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开始任用不属八旗的汉人做正副都统，第一个汉人都统是刘永庆，第二个是冯国璋。挑补兵缺与服役情况方面，旗兵缺有定额，以王衡永所藏厢黄旗满洲旧档为例，列领催、马甲、随甲、养育兵、亲军校、亲军、弓匠长、铁匠、箭匠、网户拜唐苫、粘杆拜唐阿、使箭拜唐阿、陆军部承差、使晏马甲、通州仓甲、通州领催、清河仓甲等名目及数额，共兵4630人；挑缺一般要经考试，比赛弓马箭，考拜唐阿等也有考识字写字；清末挑补马甲多要与佐领行贿，如关振华曾向自己的叔叔（领催）送四十两银子才换来一个三两钱粮的缺；旗兵服役在清末完全成为形式，除每月领钱粮外很少与旗衙门接触，平常也无训练，有人雇汉人替班，称为“戍班钱”，约为饷钱的三分之一。第二章“旗民生计问题和官兵待遇的变化”述八旗官兵俸饷由户部八旗俸饷处管理，官分九品，待遇比绿营高，按规定与文官相等；旗兵饷分五等，亲军、前锋、护军、领催、弓匠长、铁匠长每月支银四两，马甲、弓匠、新军领催、二等铁匠、炮手每月三两，外郎、步军领催、铜匠、三等铁匠、学习炮手、鄂尔布每月二两，步甲、养育兵每月一两五钱，四等铁匠每月一两；宗室、觉罗挑补的亲军、前锋、护军等月支银五两。粮米方面，亲军、前锋、领催、马甲、弓匠岁支米二十二石二斗，炮手二十六石四斗，学习炮手十七石六斗，步军领催、步甲、四等铁匠十石六斗，养育兵一石六斗。咸丰、同治以后有减成发放，光绪、宣统之际实际数目不过规定的五分之一，三两的数额实领二两一钱，经层层克扣和“火耗”到手不过一两多；领三两钱粮的士兵每年不过二十五两二钱银子、五石三斗粗红粮，维持一夫一妇大致可以，子女多则困难。官员收入也不完全按规定，如都统按一品岁支一百八十两银子、九十石米，而正红满都统王衡永实际领银一百六十两、米一百二十石。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例八旗粮饷仍照旧发放，粮食民国二三年起不再发放，饷一直发放到民国十三年；袁世凯当政时饷银未拖欠，袁世凯死后逐渐拖欠，后来只能在三大节领些钱，饷银成了变相救济费，民国十三年最后一次钱粮只领到五十个铜元。官吏腐化贪污方面，清末北京八旗衙门贪污是公开的事，上自都统下至领催几乎无官不贪；都统除正俸外有养廉银，满洲都统岁支七百两，还有八名随甲钱粮；参领、佐领贪污的公开办法是勒索旗员送礼，本旗人出外做官上任和卸任回京都照例送厚礼，佐领处开证明文件“图片”一般需五两银子；还有勾结米商放高利贷、在养育兵和寡妇名额上吃空额等；当时旗下官员不抽大烟的是少数，绝大多数吃喝嫖赌，佐领娶三四房姨太太极平常，甚至有白痴袭缺做五品官、只坐享一半俸禄的“素差”。旗人的“出路”与“旗缺”升迁方面，清末京旗在政治方面的特权逐步消失，光绪末年在法律地位上已基本与汉人相同，只是官职升迁上旗人仍占很大数目，内外官吏中有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六项中有五项可归旗缺；旗人出身一般有挑补马甲和做官两途，做官途径又有由闲散而笔帖式逐步上升、由官生或监生而生员贡生举人进士向上爬、因祖宗父兄有功而得荫生、捐官等。第三章“京旗内部的阶级变化情况”述京旗内部阶级分化很早就存在，清末更剧烈，以物质财富占有为基础而以政治地位等级为表现形式；举内务府包衣旗杨厚安家族与内务府正白旗马氏家谱为例，说明同是包衣旗人而差别很大；清中叶还保持三年或五年一“比丁”办法，太平天国革命后清廷国库空虚无法增加兵额，不再“比丁”，人口逐年增加而粮饷减成发放，旗兵生活自咸丰、同治以后走下坡路，光绪时生计困难更突出；京旗逐渐形成亲贵宗室、官僚上层、小官僚、旗下兵丁和闲散四个阶层，另有满洲、蒙古、汉军、包衣的分别和上三旗下五旗的界线，但经济上的实际意义并不太大。京旗中劳动者的出现方面，旗兵定居北京后逐渐脱离劳动，由兵农合一的劳动者变为职业旗兵，养成好吃懒做、卑视劳动的习惯，把当兵领钱粮看做唯一出路；随着帝国主义侵入和国内封建经济破产，旗人阶级分化加速，在饷银逐年减成发放的情况下，有祖产可依靠、家中人口不多的一小部分人仍按祖传生活方式游手好闲，更多旗人则不得不从事生活必要劳动，最初是汉军旗人较多沿街叫卖做小生意，后来各旗都有；庚子以后旗人生活是一个转折，做手工艺、泥水匠、裱糊匠、纸花、绒花、挑花、补花、小工的大大出现；1909年肃王府开始派看坟的满人在架松村一带开垦“旗地”，这是清末京旗满人从事农业的较早记录；东安市场一带也开始出现满族摊贩，多集中在饮食、中药、婚丧仪用器、百货等行业。辛亥革命前后京旗阶级分化加剧，钱粮逐年减少以至全无，物价逐年上涨，从事劳动的人日益增多；贵族政治特权全部取消，旧封建宗法势力崩溃，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代替森严的等级制度；亲贵宗室大小官僚迅速败落，王公们除骄奢淫佚外一无长技，有的后代饿死会馆无人收尸，有的私掘祖坟；大官僚阶层中有人开古玩铺、饭店茶馆等消费性行业，也有经管当铺钱庄等金融高利贷的；小官僚阶层中许多人成为北洋政府官员，年轻一辈有学习技术从事劳动的，在邮政、电报、印刷等行业工作的较多；旗下兵丁和闲散在辛亥革命后最困苦，除当兵外一部份当警察、消防队员、勤杂人员，大部份做小生意、蹬三轮、拉洋车、做泥水匠、瓦工、厨工、小工等，年轻一代也有到工厂做工的，京旗妇女出外给人做佣工的也很多；这个时期满族从各阶层中分化出一批手工业者，文具用品、特种手工艺、鞋帽制造、木材加工、针织缝纫、钟表修理等业中人数较集中；随着清末机械工业出现，旗兵阶层年轻一代中也出现了一些产业工人。第二部分述北京满族开始从事工商业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经过，包括商业、工业，解放前满族工人的生活地位和反压迫斗争，解放后满族工人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斗争，满族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市民生活的改善等。本书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成果，保存了北京满族清末至民国时期八旗组织、旗民生计、阶级分化、职业转变及解放后变化的大量口述史料和调查数据，对研究满族社会史、北京城市史、八旗制度及民族识别与民族调查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