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系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著，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属“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据版权页，本书1958年9月第1版，1989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开本850×1168 1/32，字数4千，印数2,800册，定价1.70元，ISBN 7-100-00639-2/D·42。卷首“内容提要”说明：密尔顿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论出版自由”是密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密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词中对长老派提出警告；为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生平及其思想，书后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译出“弥尔顿”一文作为附录。卷首另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87年2月），说明该馆从五十年代起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汇编为丛书以便研读查考和文化积累。正文开篇为密尔顿向英国国会两院议员所作的演说，他首先说明身居草野、没有直接进言机会的人，看到可以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他表白自己渴望自由、设法增进国家自由的热情，希望开明地听取人民怨诉并作深入考虑和迅速改革，以达到贤哲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他称赞英格兰上议员和下议员在推翻专制与迷信深渊中所表现的英勇和智慧，同时提出三个主要条件：被赞扬的事情必须确实值得称赞，必须证明被称赞的人确实具有被称颂的优点，赞扬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所说并非阿谀；他表示自己不曾谄媚，而是既坦然赞扬已完成的高尚事业，又毫无顾忌地对如何做得更好表示意见。演说的核心是请求重新审议国会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密尔顿认为关于保护版权以及关于贫民的规定不必多谈，但关于书籍出版许可的那一条，满以为在主教们垮台以后就会随同四旬节和婚礼许可等条例一起废除，事实并不如此；因此他要痛切陈词，说明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屑于承认的，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并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钝，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受到妨碍，其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密尔顿指出，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项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对作恶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清华保存起来；它们非常活跃，繁殖力极强，就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但如果不特别小心，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即使整个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有时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者，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密尔顿在反对许可制时，表示不愿让人说他又在偷运武断专横的许可制，他将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著名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许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说明它怎样被主教们抓住，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他列举雅典、斯巴达、罗马等古代国家的例子，说明古代对于书籍的限制主要针对渎神、无神论和诽谤中伤的文字，而对其他派别与看法往往不予注意；罗马帝国除暴政外很少有其他东西，坏书被禁的少而好书被禁的多；往后皇帝都变成基督徒，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认为是大异端邪说的书都经过检查、驳斥并在大会会议上加以谴责，但直到这时并没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烧；直到公元400年左右迦太基宗教会议才规定禁止主教阅读外教人的书，但异端邪说还是可以读；公元800年以后罗马教皇尽情垄断政治权利，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禁止阅读并付之一炬，但检查还是较宽，像这样处理的书并不多；直到马丁五世才下诏书，非但禁止读异端邪说的书，而且首先把读这类书的人开除教籍；教廷发布严厉禁令主要由于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书已经震动一时；教皇利奥十世及其后继者一直遵循这条路，直到特里腾宗教会议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时举行时才产生了或补齐了禁书书目和删节索引，把许多古代优秀作家的五脏六腑都翻一个过；对他们说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严重；而且他们还决不限于异端邪说，任何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为了使他们的侵害手段更加严密，他们最后还创制一项办法，规定所有的书籍、小册子或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许可，就不许印行。密尔顿还举出多种出版许可令的实例，说明这种许可制是从罗马教廷和宗教法庭产生的，任何古代国家、政府或教会中从未听到过，自己远近的祖先们递给我们法令中也没有这种规定，任何经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现代习俗中也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以往书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没有一个嫉妒的约诺架着腿在诅咒任何人心灵子嗣的出生；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来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恶机构（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狱和地狱，以便把我们的书籍也归入应遭天罚之列；我国想过宗教法庭瘾的主教们和他们的一批喽啰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唾骂地加以模仿；书籍许可法令的肇始者无疑就是这批人。密尔顿还讨论阅读的利弊，举摩西、但以理和保罗精通埃及、迦勒底和希腊学术，保罗在圣经中插入希腊三个诗人的句子，叛教者茹里安下令禁止基督徒研究外教学术时基督徒因这个危险法令而几乎陷入无知状态，阿波林纳利阿斯父子把圣经改变成讲演、诗歌、对话等形式并拟定基督教文法，历史家苏格拉底说神意的安排把那条破坏学术的法律连同制定者本人的性命一起消灭了；圣·热罗尼姆在四旬节梦里因念西塞罗作品而受魔鬼鞭打，巴西尔曾教导别人如何善用荷马的游戏诗；公元240年教会中代奥尼苏·亚历山大尼权斯以精通异端书籍来反对异端，上帝赐与异象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密尔顿由此强调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书籍就像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景象中始终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至于选择问题就随各人判断；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于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谢尔顿在其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旁征博引地搜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并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本书是西方出版自由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中译本由吴之椿翻译，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言论出版自由理论和密尔顿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