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共产主义教育

《列宁论共产主义教育》由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第1版、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全书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3 3/8，字数79,000字，印数00,001—20,000册，定价0.28元，统一书号1001·407；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大街320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据书名页及版权页，原书是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7年出版，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33卷。本书为列宁关于共产主义教育、政治教育、文化建设和报刊宣传等问题的文章、演说、报告及决议草案的专题汇编。目录所列篇目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记录）第十章至第十三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党纲草案（摘录）——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前20页可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第十章至第十三章及《论我们报纸的性质》部分内容。第十章论述报刊应当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少谈政治、多谈经济，公开报道各大企业和农村公社的劳动组织，揭露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呼吁劳动者舆论加以根治；并论述组织竞赛在苏维埃政权经济任务中的地位，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否认竞赛，只是抨击资本主义的竞争，主张在废除土地和工厂私有制的条件下组织人与人之间的竞赛，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工作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多种多样的道路、方式和方法。第十一章论述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状况，指出当时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应当严格区分两种民主职能：一种是争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职务建立极严格的责任制，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指令和命令，使经济机构真正能像钟表一样工作；并论述一长制同民主制、苏维埃国家型式和管理方面的委员制并非势不两立，群众有权选择、撤换、了解和检查领导者，但集体劳动过程必须有统一意志和严格制度。第十二章论述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成为当前主要口号，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是迫切和必要的任务，工会应当变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合作社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后应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岛变为社会主义，应当把合作社机构普及到整个社会。第十三章论述法院在整顿劳动者纪律和自我纪律中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改良司法机关而是完全消灭和彻底摧毁全部旧法院及其机关，创立苏维埃法院，以吸收被剥削劳动阶级参加国家管理为原则，法院应当担负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批评当时报纸老一套政治鼓动占篇幅太多、新生活建设方面事实报道太少，主张少谈政治、多谈经济，抛弃资产阶级报刊不报道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内部情况的作法，使报纸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要求。本书集中反映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共产主义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建设宣传、报刊工作、组织竞赛、劳动纪律、法院教育作用、工会与合作社、新经济政策等问题的论述，是研究列宁思想、苏联政治教育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文献，对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列宁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也具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篇目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