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概要

本书《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为杜国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版权页显示，本书1949年7月第1版，1955年4月第2版，1955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开本为787×1092 1/32，印张3 1/8，附页1，字数59,000字，印数1—11,000，定价0.31元，书号67。卷首《绪言》对全书对象、重点和写作缘由作了说明。作者指出，本书所要说的诸子，包括自孔子到韩非子，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这几家的重要代表者；把孔子放在诸子的开端，在当时并没有把孔子怎样特别看待，把《论语》算在“经”的数内还是后来的事，从学术观点看，孔子确是把官学变成私学的第一人，可以当之而无愧。作者又说，整个诸子时代大体上包括整个战国时代，称为“先秦”只是说话上的方便，绝不是可以无限地把时代向上拉长。所谓诸子“思想”，仅仅是因为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不单限于哲学；大凡在思想端的时候，各家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除了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

绪言还强调，诸子因为要“以其学易天下”的缘故，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在那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就这样，整个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研究诸子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真面目。作者举例说，儒、墨是先秦早期两家相反的显学，而墨家的创始者墨子却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遂至分道扬镳，各自成家。稷下黄老学派宋钘、尹文兴起于儒、墨之后，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不少调和儒、墨两派的痕迹；他们的天道观又给儒家孟、荀二子以极深的影响。孟子以之养其“浩然之气”，走向神秘的唯心主义去；荀子以之建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形成先秦最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韩非师事荀卿，而终集法家的大成；细按荀子之书，显然可以发见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韩非的思想不单是把老师的学说发展，而且经过了一番批判。名家者流实际也不是专家，先秦诸子大都关心于名辩，擅场于论辩；惠施有道家的倾向，公孙龙的所谓“指”不能说和惠施的“小一”没有渊源，荀子正名站在儒家立场，“墨经”作者则继承墨家传统，虽对墨子学说有所修正或发展，但依然属于墨家体系；诸子“相訾”“相磨”的结果，好像后浪推着前浪，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股发展的名辩思潮。

绪言还指出，在中国学术园地里，先秦诸子思想无疑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鲜艳美丽的花朵，这自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虽然这个变革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汉代，不过它的重要阶段确在战国时代进行了。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等到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的事件，不能简单看做董仲舒个人所策动、汉武帝一时的高兴，正如不能把诸子思想看做出自某些思想家的聪明一样。作者还谈到社会不会停顿，思想也不可能停顿，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状态，等待奔腾澎湃的时机；近五六十年墨学研究的勃兴就是一个好例子。时代落伍者也惯会向古老思想武库中找着长满锈的武器，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因此读者必须有点思想发展史常识，首先弄清先秦诸子思想，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关系，才不至为漂亮商标所贻误。绪言还提到儒家经典支配近二千年的中国，思想发掘工作实在需要人们多多努力去做。

正文第一章“孔子”叙述孔子名丘，字仲尼，祖先是宋国贵族，到父亲郑叔纥做鲁国郑邑大夫才为鲁人；少年时家境已经不好，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551—479年）。作者指出，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大家，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地教给民间，只要致送“束脩”，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即所谓“有教无类”；这样就把官学变成了私学，也正因为有了私学，才有“百家之学”。作者引《庄子·天下》篇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并叙述在墨家之前，认为与客观学术史符合。作者讨论孔子崇尚礼同时提倡仁，前者是他所因，后者则为他所创，中心思想在仁，礼不过是“为仁”的方法；引《论语》答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答仲弓问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并解释“仁者人也”“爱人”“忠恕”等。作者认为，提倡“爱人”的仁并把道德目做思想中心，是孔子进步的一方面，至少已是目中有“人”，看到庶人阶层的抬头，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但孔子出身没落贵族，自幼所学诗书礼乐，讲具体“为仁”方法就舍不得素来熟悉的“礼”，而当时所谓礼还是以“礼不下庶人”为精神的礼，于是仁和礼不免发生矛盾，后者大大限制了前者，落后因素终竟超过了进步因素，使他说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样守旧的话。作者又分析孔子政治见解强调礼治或德治，把礼与刑对立而赞美礼，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并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批评晋铸刑鼎的话，说明礼重差别、以不齐为齐，法贵平等、以一律为齐，在差别礼的观念下仁没有方法贯彻。第二章“墨子”叙述儒墨在先秦都是著名学派，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先秦儒墨并称，学徒充满天下；墨子生卒不可确考，大概略后于孔子而先于孟子，出身卑贱，至少常和下層社会打交道，学会一些手艺。作者引楚献惠王使者穆贺当面说墨子“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又引荀子说墨术是“役夫之道”。作者认为墨子生于保存西周文物最多的鲁国，经过儒家思想多年教化，青年时代受过儒者教育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刻苦耐劳、说到做到，发现儒家礼烦文缛节不是一般民众可行，厚葬久丧不适合当时急务，便毅然离开儒家另创简单易行的墨家学派。作者引《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并引《庄子·天下》说墨子崇拜夏禹，要后世墨者布衣粗食、自动刻苦替老百姓做事。作者还叙述墨子为阻止楚国进攻宋国，奔跑十日十夜，撕衣包脚赶到楚都，说服公输般和楚王，挽救楚宋老百姓灾难；因注重实行，做事选择紧要先做，称为“择务而从事”，并引告魏越“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一段，列举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十项主张，指出它们针对当时各国毛病对症下药，共同目的是“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一般地说就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逻辑上贯串整个思想的线索则是“天志”。作者说，如果可以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仁”字，那么墨子的中心思想就可说是一个“义”字，不过他的“义”穿上了一件宗教外衣而登场，把“欲义恶不义”说成了“天志”。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