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上卷

本书为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民国二十年（1931）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书名由蔡元培题签。卷首有蒋廷黻自序，说明本书的编纂宗旨、史料观念与选材标准。序中强调，外交史虽然以外交为对象，但仍是历史研究，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初步就是注重历史资料。资料分为原料（primary source）与次料（secondary source），原料是当事者关于所在之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之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但比较而言原料可信程度在次料之上，因此研究历史必须从原料下手。序文进一步指出，外交史具有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有关系各方面的材料；若根据一国政府公文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中外大部分都犯此毛病；中国学者所写中国外交史，有数部以英国蓝皮书为主要资料。序中分析其原因：著书若在外国有就近之便而中国书籍不多；若在中国，图书馆设备又不完善；中国外交部从来无公文系统发刊，私人文书已出版者虽不少但多半零散不易披阅；未刊公文则因政府不许学者研究、编目不得法，学者多半畏难而止。就中国外交史当时学术状况而言，序文提出努力方向：甲午以前应特别注重中国方面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史料已经过相当研究，且彼时中国外交尚保存相当自主，若切实在中国方面资料上用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学者研究者颇不少。因以上缘故，编者编了这部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本书选择材料的标准有三：一择其信比较可信的，即上文所谓原料，外交史原料不外乎中外交涉的公文如照会、备忘录、通牒、公函，朝廷或中央政府给外交官的训令，外交官对朝廷或中央政府的报告和建议，以及外交官的朋僚函稿与日记，但原料亦非尽可信，用文字粉饰事实是中国人尤其是官吏的特长；二择其要，近百年中国外交案件极多，有些关紧要有些不关紧要，同办一案的人有些实知内情有些不知道，本书专收要案中知内情的文书及纪录；三择其新，许多外交文案久为人所共知且要旨已经编入通常书籍，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下关条约等，此类材料无须重刊，本书偏重原料之有新知识贡献者。编者自述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而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并希望读者得此书后能对中国外交史作一进步的研究。卷首目录显示，上卷正文分六章：第一章鸦片战争，含战前中外通商及邦交之冲突、烟禁之加厉、林则徐时期之鸦片战争、琦善时期之鸦片战争、南京城下之盟；第二章伊里布耆英之抚绥政策，含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法商约、鼓浪屿及舟山之收复、民情与夷情之调节；第三章徐广缙叶名琛之强硬政策，含道末咸初朝廷对外态度之变更、外人入广州城问题、修约、亚罗战争；第四章修约战争，含天津迫盟、上海设计挽回、进京换约、联军入京；第五章俄国友谊之代价，含“瓊瑤條約”、北京条约等节；第六章同治新政，含外交改制、海关行政制度之规画、洋将洋兵助剿、自强、出使之试验。本次可见正文已入第一章“鸦片战争”第一节“战前中外通商及邦交之冲突”之引论及所录道光朝上谕、奏摺。引论述第一次英人来华在明崇祯十年西历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距鸦片战争已二百多年，第一次中英见面礼即中国拒绝通商，英人使用武力，结果中国许了通商但英人答应不再来华；十七世纪后半期及十八世纪前半期，英人在中国想尽法子勾通郑成功、行贿、北走宁波福州厦门、南走广州澳门，英国在華商业步步超过其他各国商业总和；十八世纪后半期渐渐养成一种通商制度，英国因海上霸主地位及在華贸易居他国之上，特别注重并急切图求改良，乾隆末年派公使到北京交涉，嘉庆年间又派一个公使，二次交涉均归失败，中国把那种通商制度看作天经地义丝毫不可更改，这是鸦片战争主要原因之一。所录史料包括道光二年谕军机大臣等，记英吉利护货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夷人赴山汲水与民人斗殴互有伤毙，饬谕该国大班及兵目交出凶夷，彼此推诿，封舱禁止贸易；道光九年谕军机大臣等，记英吉利商船延不进口及晓谕防备，并提及私带鸦片烟泥入口、偷买内地官银出洋；道光十年谕军机大臣等，酌减夷船进口规银；又记英吉利大班盼师带番妇来省、坐轿进馆、通信黄埔湾泊各夷船令水手乘夜将炮位数座及鸟枪等件收藏船内偷运省城夷馆等事；道光十一年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广东贸易夷人日增桀骜，英吉利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违例乘坐绿呢小轿、带夷妇入城、搬运枪炮器械到馆，并有汉奸从中唆使、私运偷税等情；道光十二年谕军机大臣等，英吉利商船驶至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刊刻通商事略说，以粤省买卖不公希冀另图贸易为言；道光十四年卢坤等奏英吉利公司散局后夷目律劳卑来粤，称查理贸易事务，携眷寄住澳门，兵船停泊外洋，该夷目欲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混写大英国字样，经反复晓谕仍执拗不遵，遂照例封舱，并密派弁兵防范，附谕军机大臣等。上述内容可见本书以原始公文、奏摺、上谕为主体，注重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记录，并附编者引论说明背景，体现其“历史化、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编纂取向。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