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斗争通史 第一卷 古代社会斗争史

本书为《社会斗争通史》第一卷《古代社会斗争史》，属“世界历史名著丛刊”，由德国学者Max Beer原著，叶启芳翻译，神州国光社刊行，源文件名标注为1947年出版。封面题“古代社会斗争史”，版权页署“著者Max Beer”“译者叶启芳”“出版者神州国光社”“发行者神州国光社上海福州路”，并标“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卷首目录显示，本卷由“导论”开篇，导论包括“古代”之意义、原始共产理论：自然权两部分；正文第一章为“伯勒斯廷”，下分社会情形、阶级对抗与“先知”、社会的正义、改革之努力、犹太的社会主义——禁欲派；第二章为“希腊”，包括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对抗；第三章为“斯巴达社会主义之实施”，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殉难者阿格斯、格利奥门斯之改革、利巴拉社会主义之移民；第四章为“雅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梭伦的中等阶级之改革、资本主义及其崩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及法里斯之意见、社会喜剧之诗歌、亚里斯多芬斯、芝诺——社会主义之叙述：伯托林美斯治下之埃及、希腊之灭亡；第五章为“罗马”，包括罗马历史著作之性质、伯德利斯族及彼里巴族、世界政策及崩解、改革的斗争——格拉哥斯、加太里及西塞罗、奴隶之谋叛；第六章为“罗马的社会批评家”，包括无产业者之哀歌、单纯自由及和谐之想望；第七章为“原始基督教”，包括耶稣前之伯勒斯廷、耶稣、原始教会之社会主义、基督教之精神及教父主义之精神、古代世界之灭亡、古代世界灭亡之原因。导论正文首先从单纯年代学观点讨论世界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和最近代四期是否适当，认为更精密观察起来这种划分并不适当，因为克尔特、条顿、斯拉夫等民族也各有其古代、中世及近代，历史所讨论的是各个不同国家、帝国、种族及人民在各时代中经过发展之阶段；古代希伯来、希腊及罗马各有其古代、中世及近代，其社会及心理发展在一条平行线上，但最近代阶段为古代民族所没曾经过，故不能发生产业革命。导论又论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及知识特质：古代民族初期到处为氏族及部落的血族关系所连系，在平等基础上共同生活，不晓得土地私产、一夫一妻制度及城市，心理生活非常简单，生活大部分游牧，风俗及习惯最占优势，酋长、法官或君王为人民首领，书写技术未曾知晓；关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可由高等文化国家旅行家之记载、古代神话传说及遗留到有历史纪载时间的古老组织中重建。当部落固定于一地、专心农业时，早代时期便终止，新经济情形需要新秩序，种族相同的社会迅速开始分解而成阶级之划分，城市建筑起来，工商业开始发展，公共所有物被私产替代。受损害及压迫的人、土地丧失及负担债务的人，总紧紧固执着古代存在而现已消灭的平等权，把过去理想化，一部分成为乐园，一部分成为黄金时代；圣经埃田园、人类始祖被逐、希腊诗人海西德的黄金时代咏，都是这种情绪之记载的表现。内部冲突发生很早，古老部落首领让位于贵族统治，统治权归入大地主掌握中；著作及宗教教条开始发起，神话或神学为其表现，法律也写下来，如以色列十诫、希腊德里古法令、罗马十二铜牌。导论还论及中世商业及产业发展操于城市公民资产阶级之手，产业成功使中世接近尽头，贵族不同化于资产阶级便归消灭，古老神话及神学教条系统发生动摇，新宗教及哲学观念大为进步，自然科学呈现，文艺要求自由及变异性，封建束缚解除，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开始；并列举希腊、罗马、以色列之时代，社会斗争在近代更尖锐，以色列有贫人反对富翁，希腊有“暴民”反对重利盘剥者及财产转移承受人，后来为无产者对于资本家之反抗，罗马有彼里巴族对于伯德利斯族之反抗、贫人反对富人、奴隶群众反对压迫者，其主要要求是欠债之勾消及土地之重新分配。导论还论及斯巴达、犹太、雅典、罗马之社会改良方案，雅典产生古代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柏拉图，并提供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及自然权理论；罗马社会斗争革命性质的知识影响较少，罗马文化只是希腊文化之暗淡而暮气的模仿，除法学外罗马在知识发现史上只占附从地位。导论又比较古代经济及政治与今日之差异：当时完全没有机械及完美工具，境地中有一大群奴隶，其初负债者成为债主奴隶，其后奴隶由战争俘虏及被克服民族充当，又有些由贩奴商人捉获送到希腊及罗马市场整批发卖，服从最残酷剥削；犹太人中奴隶不多；国家在好几世纪只包含一个城市及其近郊，最著名例证为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希腊称城市国家为Polis，拉丁称为Civitas，领域甚小，大概只有三万到四万自由市民；每一个自由公民同时都是兵士，生产工作专委于奴隶群众；罗马最先创成帝国，后来发展封建制度及农奴制度。导论第二部分“原始共产理论：自然权”引柏拉图《法律》第三卷第二、三章关于初期社会人类无贫无富、没有侮辱不公道争论妒忌、生活简单、几乎不需要立法者、生存于祖先风俗习惯之中的话；又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三章认为主人对于奴隶之统治是反抗自然，约束者及自由人之分别非由自然规定而是由人类法律规定，是对自然工作之干涉，所以不公正；并述斯多噶派创始人芝诺及自然权教义之传播，认为自然权教义是对于国家公民及法律组织之反抗，而国家实从私有财产基础上发生，是平等民主主义情境之理想化，成为早期社会主义之特色，“返乎自然”的呼声就是对于文化之一种谴责，同时又是鼓舞。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