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史略

《中国国防史略》由沈清尘编著，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7）三月初版，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再版，全一册，实价国币六角五分，外埠酌加运费汇费。版权页列有发行人吴秉常、印刷所正中书局、发行所正中书局等出版信息。本书是一部以“国防”为中心贯通中国历代大势的军事史和制度史著作，目次自“绪论”起，依次列秦汉以前之大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之国防、唐代之国防、唐末五季之国防大势、宋、辽金元、明、清、近代等章，涵盖中国古代至近代的边防、兵制、屯田、马政、海防、长城、九边、卫所、八旗绿营等重要问题。

卷首“绪论”集中阐述作者的国防观。作者指出，国防意义甚为广泛：自消极言之，凡以捍卫国家、保护领土为对象之一切军事行为皆谓之国防；自积极言之，则国民精神之发扬、国民经济之建设、国民智识与能力之培养、国民生产技术之增进，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行為，凡足以直接或间接充实国力、巩固国家机构者，皆莫不可谓之国防。消极国防固为防维制御之必要手段，积极国防尤为任何独立国家所必不可少之基本工作，二者相维为用。作者又举秦始皇、隋炀帝、拿破仑、威廉第二兵力非不坚强，而坚强兵力适足为灭亡之阶梯；中国古代赵宋与东欧罗马帝国文化政治经济非不胜于女真、蒙古及北方蛮族，而高尚文化、优越政治经济终不能防制异族侵陵、挽救国家危亡；近世印度以十倍于英本国之土地人口物产而终受制于英人。由此得出结论：徒有军备不足以言国防，徒有文化不足以言国防，徒有优越政治与经济亦不足以言国防，惟有使全国军备、文化、政治、经济兼筹并顾，在自强自立原则下作适宜运用与平衡发展，国家基础乃固。作者即本此义观察中国数千年国防大势。

绪论又概述上古至清代中葉的国防演变：上古部落纷立，黄河流域汉苗杂处，黄帝创制文化、整饬武备，作弓矢、定阵法，与苗族大战于涿鹿之野，擒其酋而戮之，诸侯尊为共主，封建国家雏形建立；尧舜之世苗族犹蔓延长江流域为边患，赖夏禹神威仅乃驱逐；三代南方之患暂息而北方戎狄猖獗，当时诸侯林立，中央政府权力不能统一指挥，于是“五服”之制成为国防上唯一要图。所谓五服，以王室为中心，中央五百里为甸服，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分土建国以藩王室；侯服之外五百里为绥服，整军经武、分封六诸侯镇守以卫边疆；绥服之外五百里为要服，为国家政令所不及，故要束以文教；要服之外五百里为荒服，夷狄势力范围多因其故俗而治之。这种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层层节制、层层防卫的方法，是封建时代国防上最大特色。商周二代又收天下兵器、大封同姓诸侯以监临天下；东迁以后诸侯互相併吞，目无王室，内讧既起，外侮益亟，邢、卫、齐、燕诸国莫不受戎狄侵陵，南方楚蛮亦灭息灭蔡，势力扩张至淮水以北，所谓“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苟无管仲尊宗周、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则五胡乱华之祸将无待于东晋。作者又述管仲整顿齐国以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同时并进，勾践、商鞅政策皆导源于管子；三代计口授田、土地公有、寓兵于农，至春秋战国争城争地，城廓建筑、骑射运用为国防史生色，而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应运而生。

绪论还论秦统一后国防情势大异：封建时代诸侯分布四方为王室屏藩，防御外侮之专责在地方；大一统帝国出现后，军政财政民政直接操纵于专制政府，防维制御之责舍中央莫属，于是对内建立郡县、齐一法制、统制文化、发展交通，对外北筑长城以防匈奴、南取南越以处殖民。秦末刘项争长，匈奴乘机侵扰燕代，汉高祖亲征被困白登，汉廷乃卑辞厚币以求和亲；武帝一面遣张骞联络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一面拔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直捣漠北，经数十年经营北方大患稍辑；东汉利用南匈奴牵制北匈奴，南匈奴稽首称臣，北匈奴西走欧洲，千余年北方大患得总解决，然羌人复崛起西方，汉廷极全力制御，边氛暂靖而劳费过钜，国力大耗。三国之世群事内战，边防废弛，匈奴、鲜卑、氐、羌、靺鞨诸族潜居内地；司马氏削弱州郡武力以巩固中央，不知外患迫于内忧，及八王之乱原气尽丧，刘渊一呼而西晋亡。东晋南北朝为异族入据中原时代，五胡十六国建号自娱，汉族衣冠被迫南迁，形成南北对峙；北方异族久居内地受汉族文物陶冶相率同化，东南各地自昔认为蛮夷区域者一变而为汉族文化中心，可见精神上之国防力量伟大，非坚甲利兵所能企及。隋唐二代为中华民族精神极盛时代，隋朝君主注意国防建设，炀帝开凿南北运河、修筑长城，在国防上意义与价值并垂不朽；唐太宗权衡轻重缓急，削平内乱后厚集兵力以御外侮，高丽、百济、东西突厥、吐谷浑、吐蕃、西域诸国莫不宾服，又对房玄龄言“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朕之甲兵也”，可见其注意文治；唐内则十道并建以统郡县，外则设六都护府以镇边围，玄宗时置十镇节度于西北要津以为屏藩。晚唐以后风俗奢靡、畏难苟安，后晋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赂遗契丹，长城要隘既失，北方门户洞开，国防形势遂出被动退守，四百余年间汉族势力未能逾关南一步。宋太祖鉴于五代割据之弊，收集权中央之长，惟长城沦于敌手，关北终不可复；真宗以后西夏元昊起于西北为边患，宋室君臣惟知赂敌贿和以求苟安，民心离散、士气沮丧，至徽钦之朝养兵百万不能一战；南渡后岳飞、韩世忠辈以身许国，力圖恢复，奈格于高宗怯懦、秦桧奸佞，终至事败垂成。作者又论两宋对外抵抗能力薄弱而辽金终未能併吞之故有三：部落人口稀少不敷分配；后方防务空虚，卢、女真、蒙古袭其后；文化低落，据中原日久一切为汉族同化，强悍民族性渐次消失。宋代募兵制度盛行，宋太祖集其大成，所谓“举天下獷悍失职之徒以卫良民”，与古代民兵制度适得其反；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整理财政、推行保甲以救募兵之弊，虽用人未尽当、终鲜实效，然为当时国防情势着想不可谓非救亡要图。辽金元三代均以游牧民族入据中原，民性慓悍、风俗朴陋、将勇志一、兵精力齐，元之兵制尤称精良，骑射优长、行动敏捷、地方警卫完备、军事交通严密、军队屯田普遍，然长于武备者多忽视文治，财政紊乱、吏治纵败、民生疾苦，又蔑视汉文化、压制汉人，增加汉蒙隔阂，及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崛起，元社以亡。明太祖以平民削平群雄、灭元而有天下，内厉行集权，外分封子弟监临，卫所制度得唐代府兵遗意，应推一代良法，惜猜忌过甚、功臣宿将鲜得令终，士气消沉、军队积弱；其盛时北不得外蒙，西不得新疆，青海西藏犹为异族势力范围；北方自辽东经宣大以讫嘉峪建“九边”，墩堡烽堠万里相接，海疆自金州经浙闽以讫粤南，或筑城堡、或置水师，卫所战舰星罗棋布，防御之固远迈前代，然继起诸君庸劣无能，宦官擅权、朝政日非，流寇蜂起、外敌乘之，满洲爱新觉罗氏渡辽河、破长城、克燕京、下江南，明廷虽有良将要塞终不可守。清初疆域除东三省、本部十八省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外，东而朝鲜、台湾、琉球、澎湖诸岛，南而印度支那半岛诸国，西而廓尔喀、阿富汗各邦，莫不为其势力范围，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成立大帝國，武功之盛直追汉唐；清廷一面保存固有精神防被汉族同化，一面参用满汉人物、奖励中国学术以收揽人心，对蒙藏则“众建”、结婚、宗教诸策同时并进，军事则八旗绿营相参为用。乾嘉以后满人渐次同化，八旗军队养尊处优丧失尚武精神，川楚教匪之役知八旗不堪用而求诸绿营，复以绿营不可用而求诸临时编练之乡勇，洪杨之变清廷所赖战胜攻取者皆湘淮乡勇，所谓“不惟无可用之满兵，抑且鲜可用之满人”，清廷基础业已动摇。绪论最后指出，上述为有史以来讫于清代中葉之大势，此期间国防历史为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民族斗争之历史，重心常在汉族；六大民族斗争结果至清中葉以后已相继融合于汉族而成整个中华民族，高尚汉文化实有以凝结之。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情势又为大变：道光二十二年为严禁鸦片问题而发生之中英战争，实为我国国防形势转变之大关键，自是以後沿海门户洞开，外人挟其优越经济文化及一切战斗利器渐次侵入内地，我国国防上弱点悉暴露无余，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日益急进，法俄德日诸国相率步英后尘，协以谋我，土地割让、藩篱丧失、港湾租借、关税协定及其他政治经济要求无一不足以制我死命；国人至此始知有西洋、知有世界、知闭关自守之不可能，如何巩固内部以协力对外遂为今后民族中心工作。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章节及完整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