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西北方音

《唐五代西北方音》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罗常培著，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出版。据版权页，本书定价二元六角，国内代售人得酌加寄费运费；本所刊物在国外售价适用国币一元折合美金一元之率，此外不加邮运各费。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址在南京成贤街，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北平北海静心斋亦设通信处；总批发处及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均在上海白利南路愚园路底。国内代售处包括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保文堂、国粹书店、花牌楼书店、钟山书店，上海中国科学公司、中国书店、新月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青光书局，北平来薰阁，广州林记书庄等；国外代售处有伦敦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巴黎Paul Geuthner & Cie.、莱比锡Otto Harrassowitz。书前特别标明“此书之印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特此志谢”。源文件名作“唐五代西北方言”，而封面、版权页及书内标题均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本目从书内标题。卷首自序详述研究缘起与方法：1923年钢和泰发表《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后，国内学者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首先应用汉梵对音考订中国古音，虽引起古音学大辩论，却为拟测汉字古音开辟新途径；罗常培自己在《知彻澄娘音读考》中也曾用此法考订中古声母。自序指出，汉梵对音材料限于零碎译名，且新旧译纠纷、底本来源异同、口译者与笔受者方音差别均须审慎考查；相比之下，敦煌石室所发现汉藏对音写本原为吐蕃人学汉语之用，对音不专限零碎名词，从发现地域看大致代表唐五代流行于西北的一部分方音，更值得重视。本书所用汉藏对音材料共五种：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唐蕃会盟碑拓本；前四种为敦煌石室写本，后一种为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刻石。方法上先拿这些材料与《切韵》比较以推溯渊源，再与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以探讨流变。自序归纳声母方面特点：轻唇音非敷奉大多数写作送气p'，已露重唇音分化痕迹；明在收声-n或-ng前读m，其余变'b；泥在收声-m或-n前读n，其余变'd；舌上音混入正齿音；正齿音二三等不分；床大部分由禅变审，但澄变成照的全浊；摩擦音浊母禅、邪、匣变同清母审、心、晓；y化声母不专以三等为限；全浊声母字在《大乘中宗见解》大多数变成次清。韵母方面：宕梗两摄鼻收声一部分开始消变；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通摄一三等元音不同；同韵字往往受声母影响变成不同韵；一等[a]与二等[a]在藏文写法上无分别；合口洪音与合口细音在藏文写法上无分别；入声收声[p]、[t]、[k]藏文写作b、r（或d）、g。自序又说明藏文写法大部分可代表实际语音，但也有写法同而语音未必全同、语音同而写法稍异者，须从现代西北方音演变上仔细辨别。此外，本书还利用注音本《开蒙要训》，其末行题“天成四年九十(?)八日敦煌郡学士郎张口口口”，时代地域可确定；除去同音互注、形讹难识、类推误读、音理难通者，可供从注音错综处考见当时方音者二百四十二对，其中发现梗摄同齐祭两韵“对转”、止摄同鱼韵“旁通”等与《千字文》藏音相合；声母方面全浊有变全清趋势，齿头音四等受颚化影响开始混入舌上音与正齿音，泥来不分、娘日不分等亦为汉藏对音所无，可见《开蒙要训》注音时代较晚且可能有方音差异。书前并有“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图版。本书是运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系统拟测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重要著作，对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史、敦煌文献与中西交通语言研究均有很高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