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变迁考

本书为吕思勉所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属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封面及书名页可见“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等标识，主编为王云五，著者为吕思勉。版权页载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并附英文版权信息：“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LU SZU M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页另有“究必印翻权作著有书此”字样。由此可知此本为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初版铅印本，具有近代丛书版式与中英文对照版权页特征。

本次提取前20页，卷首有目录，列“第一章 文字变迁之理”“第二章 文字之始”“第三章 古文篆籀”“第四章 隶书八分正书”“第五章 草书行书”。正文第一章“文字变迁之理”开篇指出文字变迁之途甚多：今音古音截然不同为音之变，今义古义厘然各别为义之变；同一字而构造不同，或笔画体势有异，则为形体之变。音义之变无迹可见，字形则有迹可徵，故世之言文字变迁者多专举字形之变以当之。吕思勉认为一事之成与变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其成也因众所共须、无形之中合力创造积累而成，其变也出于事势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能遏；引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叙录》论文字不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所谓“异者由后人观之”，最爲通论；又论仓颉造书说出《世本》，而《世本》不足信，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之类皆此类附会。吕思勉主张欲考文字变迁之理，必合形、音、义三者观之：一字须博考其古今构造之不同、音义之各异，以及旧学之废、新字之增；其中包含两事，一为有所增无所废，此言语逐渐增加、文字孳乳寖多；一为有所增即有所废，同一义古今人称谓之音不同，因而表其音之形亦异，或因笔画形状不同积久成为两体，如篆隶行草之变迁。第二章“文字之始”论文字创造不可凿说，引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认为凿言仓颉造书虽非，而言“分理之可相别异”为文字之原则是；又引《易·系辞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班固《汉书·艺文志》、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及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牺造字之说，逐层辨析其附会；又论汉儒以纬书“三皇无文”而主文字始于黄帝、仓颉为黄帝史官，然路史已辨《世本》无仓颉为史官之说，纬书多涉荒怪，荀韩吕览皆不言仓颉为何时人，故黄帝史官之说亦出后人附会。吕思勉又引《书序》疏、张怀瓘《书断》，论文字出于自然、为人心所同，非必圣哲乃能创造；古代文字实原于图画，古者书籍通称为“志”，“志”“识”古通，“识”“帜”实为一字，旗帜所画之物以为识，与刻石记识理同；文字与图画之初兴盖无区别，象形文字与图画殊科乃后起之变迁，故必欲凿求文字始于何时、创于何人，乃徒劳之计。第三章“古文篆籀”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为本加以辨证，论仓颉初作书依类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述周礼保氏教国子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又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李斯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古文由此绝；秦书八体、汉兴草书、尉律学僮试讽籀书、张敞从受《仓颉》、杜业爰礼秦近说文字、扬雄作《训纂篇》、甄丰校文书定六书、壁中书与鼎彝铭文等，皆在文中有所引述。全书以文字学与史学相结合，考辨文字变迁之理、文字起源、古文篆籀及隶书八分正书、草书行书之流变，对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文字学史及近代国学方法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