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

本书为《平民主义》，百科小丛书第十五种，李守常（李大钊）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版权页载“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初版”“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四版”，英文版权页作“UNIVERSAL LIBRARY, No. 15 DEMOCRACY, 1st ed. Jan., 1923, 4th ed., Nov., 1926”。本丛书编辑者署王岫卢，发行者为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及总发行所均在上海。每册定价大洋壹角，外埠酌加运费汇费。本次OCR仅见前20页，可见封面、版权页及正文前半部分。正文开篇指出，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著者认为，“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更藉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梦睡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它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障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著者强调，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一个精神的风习、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正文接着讨论“平民主义”的译名问题，指出“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著者分析各译名的得失，谓“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因为可以示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而表明一种民众政治，但要用它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它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民治主义”与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demos义与“人民”相当，kratia义与“统治”相当，demokratia即是democracy，义与“民治”相当，但此语在古代希腊雅典政治家Pericles时代亦为新造，当时的人觉得有为新理想立一个新名词的必要，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这个名词卒以确立；惟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用之诠义尚各不同，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二贵族政治、三民主政治，此三种政体又各有其变体，君主政治的变体为暴君政治，贵族政治的变体为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变体为暴民政治，是知亚氏诠释democracy不释为民主政治而释为暴民政治；亚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democracy而用polity，包莱表士氏Polybios则又用democracy一语以当亚氏的polity，后来行用日久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但此种政制演进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最初“统治”的意见已不复存，而别生一种新意义了；这舆“政治”一语意义的变迁全然相同，“政治”的意义今昔相差甚远，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如今则没有分人民为治者阶级与服隶阶级的意思了，自治self government一语且与政治的古义恰恰相反，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正文还论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指出在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诸人已曾表现于他们所理想的市府国家，近世自由国家即本此市府国家蜕化出来的；在此等国家各个市民均得觅一机会以参与市府国家的生命，个人与国家间绝没有冲突轧轹的现象，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种国家已竟能够自显于政治总体，政治总体不完备断没有完备的人；亚氏尝分政治为二类：一为与市府生活相调和的政治，一为以强力加于市府的政治；前者官吏与公民无殊，常能自守他的地位，为政治体中的自觉的分子觅种种途径以服事国家，没有一己的意思乖离于市府的利益，在这种国家政治体由民众的全体构成不由民众的一部，治者兼为民众的属隶；后者官吏常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的资具，一切政务都靠强力处理，把公民横分为治者与属隶二级，而以强力的关系介于其间，以致人民与官吏恶感丛生，俨成敌国。著者认为，现代的“平民主义”多与亚、柏诸人的理想相合，而其发展的形势尚在方兴而未已，宇内各国没有不因他的国体政体的形质尽他的可能性以日趋于“平民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政制本没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施行这种制度的亦不限于某类特定的国家或民族，人民苟有现代公民的自觉，没有不对于“平民主义”为强烈的要求的；民主的国家不用说了，诺威本是君主政治亦濡染了平民主义的新色了，瑞士的“康同”本是寡头政治，少数反对人民的执政与富豪亦遭平民主义的打击而表示退败了，日本本是元老政治今日亦栗栗惟惧于平民主义气焰之下而有危在旦夕的势了，欧洲大战中及其以后独裁帝制下的俄罗斯一跃而为劳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德奥匈诸国亦皆变成民主共和国了，余如中欧一带民主式的新国亦成立了很多。可见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只有程度高下的问题，没有可不可能不能的问题。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著者并引马萨莱客T.G.Masaryk所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一语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统治”（people's rule），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技术的难问题。正文还讨论“多数政治”与“平民政治”的关系，引威尔逊氏论调，谓政府是止于权力与强力上的，无论何种政体政府的特质不外乎权力，一方有治者他方有被治者，治者的权力或直接或间接要以强力为归；但著者认为，组织强力不以组织武力为必要，实际就是若干人或全社会的意志表现于组织，以实行其固有的目的而处理公共的事务；近世的良政府不靠治者的武力而靠被治者的“自由认可”（free consent），这就是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轨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的习惯为渊源；这所包蓄的强力不是一君专制的强力、不是少数暴恣的强力，乃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国民都知道此强力的伟大相戒而不敢犯，故其力乃潜伏而无所用。著者强调，“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正文最后论解放运动与平民主义的关系，指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著者认为，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人情多为习惯所拘、惰性所中，往往只见有旧的破坏，看不见新的创造，所以觉得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分裂的现象；其实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平民主义”联邦主义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记号，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有了联邦的组织那时行平民政治就像有了师导一般，因为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著者进一步论述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关系，谓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整体看，本书以通俗笔法系统讨论平民主义（民主）的涵义、译名、政治理想、自由政治、解放运动与联邦主义等问题，兼及世界民主潮流与中国社会变革，是研究李大钊政治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理论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