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合集 文集 第六册

本书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六册，梁启超著，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本册所收为“饮冰室文集之十六”《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卷首自叙说明，本论原为拙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之附录，及著成时已累数万言，附庸蔚为大观，且其论全属法理学范围外，与原题名义不相应，故析出别自为篇。自叙又界定成文法之定义，谓国家主权者所制定而公布之法律；不著竹帛之惯习法其非成文法不俟言，即已著诸竹帛如君主之诏敕及法庭之判决例，实际上虽与法律有同一效力，然名义上未经主权者指定赋与法律之名，仍不能谓之成文法；成文法复可分单行法与法典两种，本论兼论此两种。自叙还列参考书，以二十四史中刑法志及艺文经籍志、《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唐六典》《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唐会要》为主，日本人所著书则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浅井虎夫《支那法制史》、广池千九郎《东洋法制史序论》、田能村梅士《世界最古之刑法》、穗积陈重《法典论》、奥田义人《法学通论》、梅谦次郎《民法原理》及其他杂志论文等。目次列十二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战国以前之成文法，第三章李悝之成文法，第四章两汉之成文法，第五章魏晋间之成文法，第六章唐代之成文法，第七章宋代之成文法，第八章明清之成文法，第九章成文法之渊源，第十章成文法之公布，第十一章前此成文法之阙点，第十二章今后法典编纂之方针及其预备。正文第一章绪论从人类始为社会的惯习制裁说起，述法律发达三级：惯习变为惯习法、禁令厉行而未尝以文句泐为一定科条、法律公布而成文法出现；又述成文法初起多为单行法，单行法既多乃有法典，法典编纂由集录旧文而类聚体、编年体，进而根据学理编纂；并论中国自黄帝尧舜时代已有国家法，虞夏之间成文法痕迹见于故书雅记，周代成文法公布遂认为政府之一义务，春秋战国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制法典之事业早已萌芽，后汉魏晋之交法典资料益富而编纂体裁益讲，有组织的大法典先于世界万国而成立；但又指出法律实质既历二千余年无所进步，即其形体亦沿汉晋隋唐之旧，卷帙条目虽加增而组织方法卒未一变，驯至今日固有法系殆成博物院中之装饰品，其去社会之用日远，势不得不采他人之法系以济其穷，故今后最重要问题即编纂新法典之问题。第二章“战国以前之成文法”述我国成文法起原不可确指，以数千年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君主诏敕得称为实质的法律，故《说文》典下云“五帝之书也”，而后此法律即以五帝书之名名之；又述《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数语可謂我国成文法之最古者；又论古代礼与法视同一物，礼制著于竹帛者皆可认为一种成文法，引《论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并引日本织田万谓《周礼》实周公之政典而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又述春秋社会形势一变，法治主义应于时代要求而萌达，各国政治家咸以编纂法典为当务之急，列举齐之宪法、楚之仆区法、楚之茅门法、晋之被庐法、晋之刑书刑鼎、郑之刑书、郑之竹刑等。第三章“李悝之成文法”推李悝为中国法制史上首屈一指之人物，引《汉书·艺文志》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原注、《晋书·刑法志》《唐律疏义进律疏表》述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并论李悝关系最大者二：一曰立后此成文法之基础，我国现行律继受明律、明律继受宋律、宋律继受唐律、唐律继受魏晋律、魏晋律继受汉律、汉律继受秦律，而秦律即李悝之原文；二曰集前此成文法惯习法之大成，《法经》集局部法以为一般法，我国法律之统一自《法经》始。第四章“两汉之成文法”述汉高入关约法三章条件太简，萧何收秦图籍律令因秦律益为九章，张苍起草，其后叔孙通益傍章十八篇、张汤为越官律二十七篇、赵禹为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述汉律种类有律、令、比、学说等，令有令甲令乙令丙，比有决事比、法比，学说则董仲舒春秋折狱、应劭汉仪、郑玄等章句，并论法律解释派之发达。第五章“魏晋间之成文法”述东汉末律有六十篇、令三百余篇、法比九百余卷、章句七百余万言，晋书刑法志评其“事类虽同，轻重乖异”“律文烦广，事比众多”；魏明帝命陈群、刘邵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并引其序略述篇目增损移易。总体可见，本书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成文法编制沿革的专门论著，以进化论与比较法视角梳理自战国以前至魏晋间成文法、法典编纂及律令比、学说等源流，兼具中国法制史、法律思想史与近代法学方法论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