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新战史例 孙子章句训义 上册

本书为《增订新战史例 孙子章句训义》上册，钱基博著，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三十六年（1947）出版。卷首《卷头语》署“无锡钱基博识于国立师范学院之光明山时爲夏曆辛巳除夕”，自述“孙子章句训义仆旧日之所刊也，新战史例则今之所增订也”。卷头语从德国兵家克劳塞维茨“欲学兵法只有读史”之说谈起，认为“理论为事实之母，不知事实乃理论之母”，引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为据，提出兵法演进之三端：其一“综兵事以籀为法”，谓孙子生春秋之末，列国兵争闻见习熟而著十三篇，为中国言兵之祖，克劳塞维茨参与普法之役，身经百战，退而论兵以著书八卷，肇开德国兵学，故非战国纷纭之世不能产兵法，非聪明天亶之士不能著兵法；其二“衍兵法以籀其例”，述唐杜佑《通典》兵典捃摭史事与孙武书之义相协者纂为十五卷，明唐顺之《武编》后集征述古事亦犹杜佑之志，而克劳塞维茨言籀史例以阐兵法宜用最近之例，因时代逾近则记载愈完备，故本书增订新战史例；其三“用兵法以显诸力”，谓同一史梯芬计划、同一迂回战略，小毛奇1914年用于法而无成效，希特勒1940年用于法则有成功，显之有力也，此则行军用兵将帅之事而非书生纸上谈兵所敢置喙。卷头语又引胡林翼（胡文忠公）之言，慨叹“天下之大患总是书生不知兵之过”，强调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一志何以不挫曰知兵而已。

卷头语的主体部分以孙子十三篇为经，以近代战史为纬，博引德国兵家之说而加以批评。文中述德国兵法始于菲烈德立大王“胜利者前进而已”，老毛奇谓“战争为上帝创造世界计划之一”，鲁登道夫言“战争者人之天性也，强者胜而善者败”，希特勒言“战争者永恒者也，普遍者也，无空间无时间”，钱氏认为此皆“徒知用兵之利而已”，正是孙子所谓“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文中反复申说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等语，以见孙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郑重丁宁，非危不战”，而德国兵家“言兵也则易矣”。文中举赵括自少学兵法、易言兵事而致长平之败，俾斯麦对德国军人之战略颇不慊意，老毛奇亦非其所重，1869年拿破仑第三将启衅于德时俾斯麦独居深念等史事，说明“卤莽灭裂好大喜功之德国兵家”之失。卷头语又述1914年小毛奇欲以歼灭战略施之于法而未遂，鲁登道夫著《全民战争论》谓“一方针何惜偏，只要偏能彻底则反而正矣”，白鲁希兹用闪电战以佐希特勒灭国十余而法亦溃，然“喋血万里，伏尸千万，破人之国，德亦无成，连兵不解，胜利何日”，指出“偏之为害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也”。文中引希特勒破波兰时大声呼吁“西线战局之相持匪余所晓，如连兵久不解，必有一日德法之间划新疆焉，然世界残破不见庄严之都市而破瓦颓垣一片荒凉，岂余之意”，认为“虎已骑背不能再下，剑已出鞘不得自收”。钱氏又引克劳塞维茨“如攻击者以突袭之活泼为常，此实大误”之语，批评日本“拾德国兵家残唾，师其余智”，并引东乡大将“热心于战争者不知战争者也，凡经历战争之恐怖而犹嗜战争者非人类也”之言，以证孙子“非危不战”之义。卷头语还批评当时国人谈兵多诵德，或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与其困守以待攻不如先发而制人”，或曰“国土防御当在敌境”，矜闪电战之奇捷以导扬速战速决之论，认为此皆“不中情实，播为美谈，生心必以害政”。文中强调希特勒之所以能爲闪电战，亦以德国科学之精研、工业之发达由来已久，凭藉者厚，因势利导，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岂岁月所能有功，然而“悉索敝赋二十余年，虏使其民，日困征缮，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憔悴虐政，不知税驾”，于德国国计民生何有。钱氏推本孙子之意，明著闪电战之不足奇、速战速决之不可能，认为中国今日之抗战不患不胜，所患既胜之后“票俊锋协之武人狃于一役，不知用兵之害，好大喜功，日糜烂其民而战之如希特勒之所为”。文中还比较列国战略之成功，谓英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拿破仑之战已然，俄之“寓攻于守，致人而不致于人”亦自拿破仑之战已然，德之“贵胜不贵久”自1866年普奥之战已然，日之“制人于先发”自甲午中日之战已然，而蒋委员长“高瞻远瞩，推陈出新，以空间换时间而予敌以不决，以弱势耗强敌而持我以坚忍决心，抗战可失地而不可媾和”，破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而不为因循。卷头语末段述赵翼论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说，钱氏则以吴三桂之反为地气自东北转西南之消息，并谓“今日之大患不在日人兵势之强，而在吾人之历史因袭观念太强，气不自振，志以先沮”；又述三十年来列强用间以破人之国者不为少，因就所睹记蒐著其事以阐孙子用间之篇。卷头语末署“无锡钱基博识于国立师范学院之光明山时爲夏曆辛巳除夕，山居已四度除夕矣”，并述国立师范学院缔造、长沙大火后迁蓝田、长沙大战迫近前线而院长神闲气定、弦诵依旧等情。

卷首《序》述孙子十家注版本源流，称“孙子世传十家注，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校刊颇称审核，然亦以臆改爲病”，钱氏取正统道藏本及明谈十山嘉靖刊本参校，往往有原本不讹而孙氏据《御览》《通典》诸书所引校改以致讹者；又参湖北崇文官书局百字本，择善而从，句分节解，写为章句。序中列十家注：魏武帝、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何延锡、张预、梅尧臣、王皙，并谓“十家注旧本各自为书，而今荟刊为一，始于宋吉天保采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其自序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钱氏因就武之微旨出于十家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而具其应答之义，曰《十注遗说》。序中又述海宁蒋方震（百里）尝学兵法于德意志，撰《孙子新释》，民国初元先成计篇，梁启超采以入《庸言》，钱氏读之惊叹而访其全书，认为“宏宣奥义或取欧故，不为拘虚，多十家所未发”；并述德国克劳塞维茨（1780—1831）为彼都谈兵之祖、老毛奇将军之师，其著书以为“理根于事，事贵有验，无征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读史”，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序中强调“以近代史为尤宜”，因“世以近而可验，理无征而不信”，李筌、杜牧、何延锡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晓譬，而战争之尤繁钜以媲于现代史者莫如1914年欧洲大战，故本书“依据孙子而援欧战事为说，以扩三家注之所未备”。序中还述及抗日军兴、家山唱破、违难奔走不废教学等情，并称“读孙武十三篇书而籀绎其旨，知日本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国之势不终败”，于是发箧中章句为之诵说，削十家注之繁剩，笔其精粹，取意相发而不相复，以成训义。序末提出三点判断：一曰“日人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二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三曰“日本之威加于敌，必以成众叛亲离之祸”。整体上，本书是钱基博以孙子十三篇为纲、以近代战史为例、参以德国兵家学说而撰成的军事学著作，卷头语与序集中体现了其“籀新战史例以阐十三篇”的著述宗旨和“非危不战”“以全争天下”的思想立场，对研究民国时期孙子学、军事思想史及中西兵学比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