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海楼丛书 第三十三册

本书为清嘉庆十四至二十四年萧山陈氏湖海楼刊《湖海楼丛书》之第三十三册，本册所收为宋王观国《学林》卷第七。封面题“湖海樓叢書”，卷端题“學林卷第七 宋王觀國撰”，可知为丛书中所收《学林》之一卷。本次OCR提取内容即《学林》卷第七部分正文，以考证笔记条目形式排列，主要围绕柳宗元《非国语》的辩驳、古赋体制与《文选》编纂问题展开，兼及《国语》所载史事的评论，体现宋代笔记考据兼重文献与义理、敢于辨驳前贤的特点。

卷首以“柳子厚非國語”为总题，逐条引《国语》原文及柳宗元《非国语》之说，再加按语辩驳。第一条论宣王不籍于亩、富辰谏事。柳宗元《非国语》谓“古之必籍于亩者，礼之饰也”，以为不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王观国按语则指出，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粢盛衣服皆备然后可以享宗庙，王者身致其诚以尽孝道，并举此以率天下，使天下皆知劝于耕、劝于蚕，亦犹圣人躬俭以率天下；又谓“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亦为政之不可缺者，岂为耕籍而遂废之哉；若不能时使而夺民之力、不能节用而殚民之财，以至有无之不通、乡闾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籍千亩之过。此条辩驳柳宗元以籍田为“礼之饰”之说，强调礼制与政事的统一。

第二条论穀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事。柳宗元《非国语》谓“壅之诚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记耶”，王观国则按“太子晋谏语文而辨，实可嘉，秦汉以来文士未能多过，非譊譊之徒也”，肯定太子晋谏辞的价值。第三条论三川震、伯阳父谓周将亡事。柳宗元《非国语》谓山川乃天地之物，阴阳游乎其间，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王观国则谓天地之有山川犹人之有支体血气，天地阴阳之气不和则有山崩水竭之灾，一人之身阴阳之气不和则变而为疾；圣人与天地同体，惧阴阳之气不和则为灾为疾，故《春秋》书沙鹿崩、梁山崩者记变也，《左氏传》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三川震而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谓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变见焉，则国有亡之道。此条辩驳柳宗元以山川自为运动、与人事无关之说，强调天人感应与修德弭灾。

第四条论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不可事。柳宗元《非国语》谓“病大钱者，吾不知周之时何如哉，其曰召灾则未之闻也”。王观国按单穆公云“可后之者，其必时未宜用大钱也；先之而召灾者，其必时未宜用而亟用之，则法有不常于民之心者也；法不常于民之心，则乱之招也，岂惟灾而已耶”，将“召灾”解释为法不当民心的政治后果，而非神秘灾异。第五条论献公卜伐骊戎。柳宗元《非国语》谓“卜者圣人用以驱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虽勿用之勿信之可也”。王观国则强调圣人于卜筮有“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的妙用，至于穷神知化，非但驱陋民而已。第六条论献公问卜偃攻虢何月、卜偃引童谣事。柳宗元《非国语》谓“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王观国则举《诗》《书》有“古人有言”“夏谚”“周谚”等，皆与童谣一体，盖皆君子之言，特假曰古人、曰夏谚、曰周谚、曰童谣耳；《诗》三百率多妇人女子、小夫贱者之所为，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虽童谣何伤焉。第七条论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事。柳宗元《非国语》谓“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也，圣人独救饥也耶，其言则远矣”。王观国按箕郑所对盖出于孔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第八条论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事。柳宗元《非国语》谓“耳之于声也犹口之于味也，苟说新味亦将卑乎”。王观国则详论声音与政通，《诗》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以其雅郑异也；正声雅而郑声淫，治世之音正声也，乱世亡国之音淫声也；平公说新声，舍正声而说淫声，则将溺于乱世亡国之音而政其颓矣；又引《礼·乐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及魏文侯问子夏古乐新乐之别、子夏对“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等语，说明师旷之言不为过。此组条目逐条辩驳柳宗元《非国语》，或肯定柳说，或纠正其偏，体现王观国对《国语》及柳宗元评论的深入研讨。

其后“古赋题”条论《文选》析赋之误。王观国指出，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又论班固《两都赋》首尾贯一赋，其名为《两都赋》而其序亦曰《两都赋序》，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张衡《二京赋》首尾贯通亦一赋，昭明太子亦析而为《西京赋》《东京赋》，误矣；左思《三都赋》首尾贯通亦一赋，昭明太子析而为《蜀都》《吴都》《魏都》三赋，亦误矣。王观国强调“赋题者纲领也，纲领正则文意通”，批评昭明太子多析。此条对研究汉魏六朝赋的体制与《文选》编纂问题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古赋序”条进一步论《文选》误析赋序。王观国指出，傅武仲《舞赋》、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本皆无序，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各析其赋首一段为序；此四赋皆托楚襄王答问之语，盖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误认“唯唯”之文为赋序，遂析其辞。王观国按司马长卿《子虚赋》托乌有先生、亡是公为言，扬子云《长杨赋》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为言，二赋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赋本皆无序。又论扬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选》曰赋有两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赋中用“颂曰”二字不害于义，昭明析“颂曰”为一段乃见其有二序，盖误析之也。又列举马融《长笛赋》首尾两处有“辞曰”字、潘安仁《籍田赋》末有“颂曰”字、潘安仁《笙赋》、张平子《思元赋》、鲍明远《芜城赋》、谢希逸《月赋》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鲁灵光赋》、班孟坚《幽通赋》、王子渊《洞箫赋》、颜延年《赭白马赋》其末皆有“乱曰”字、谢惠连《雪赋》、嵇叔夜《琴赋》既有“歌曰”字又有“乱曰”字，说明赋末“颂曰”“歌曰”“乱曰”等乃赋体组成部分，非序；又论《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鵩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此条对研究《文选》编纂体例、赋序问题及六朝总集编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都赋序”条则就左思《三都赋序》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赋作“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的批评进行辩驳。王观国按司马相如赋言上林之盛，列卢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等，盖橘橙枇杷杨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产，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宫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赋所言奇禽异兽、明珠香草、天台仙乐、青琴宓妃之类亦非上林之所产，有以见上林之富丽、四方之物毕致也，而左太冲责以“卢橘夏熟生非其壤”亦过矣。又论扬雄《甘泉赋》“翠玉木之青葱”，颜师古注《汉书》曰“玉木者，武帝所作，渠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盖玉木者犹金莲玉蕊之义，以金玉为之、以象生物也；左太冲意谓真有玉木，玉木非秦中所产则误矣。此条辩驳左思对汉赋“虚而无征”的批评，强调赋体铺陈、宫苑移植与以玉为木的象征意义，对研究汉赋铺陈手法与左思《三都赋序》的赋学观念具有参考价值。

总体可见《学林》卷第七以《国语》及柳宗元《非国语》的辩驳、古赋体制与《文选》编纂问题的考证为主，兼涉《诗经》与音乐、卜筮、童谣等议题，条目多先引原文、次引前贤之说、再加按语辨析，体现王观国博涉经史、敢于立论、注重文献互证的考证风格。本次仅见前20页（本册《学林》卷第七部分内容），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