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子 第八册

《二十二子 第八册》为清代光绪元年至三年（1875—1877）刊本《二十二子》丛书的第八册，收录《墨子》卷四至卷五，卷端题“灵岩山馆原本”，并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要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钦赐一品顶带毕浣撰”（“毕浣”疑为毕沅之讹），卷末有“总校王诒寿，分校金肇麒、汪蟾采”题名，可见本册系据毕沅灵岩山馆本《墨子》校刊而成，保留了清代学者整理《墨子》的校勘成果。

从OCR可见内容看，本册主体为《墨子》中的《兼爱》上、中、下三篇及《非攻》上、中两篇。《兼爱上第十四》开篇即提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以医者攻疾必知疾之所自起为喻，指出天下之乱“起不相爱”，臣子不孝君父、子弟自爱而不爱父兄、臣自爱而不爱君，皆“亏父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乃至盗贼窃室、大夫乱家、诸侯攻国，皆由不相爱生。墨子由此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诸侯不相攻、家主不相篡、人与人不相贼，天下治。《兼爱中第十五》进一步以“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立论，指出国之相攻、家之相篡、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皆“以不相爱生”，故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篇中引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楚灵王好士细要、越王句践好士之勇等故事，说明“君说之，故臣能之”，若上以兼爱为政，则民必从之。《兼爱下第十六》则辨“兼”与“别”之是非，以二士、二君设喻，说明“兼士”“兼君”爱人利人，而“别士”“别君”恶人贼人，天下愚夫愚妇虽非兼者，亦必寄託于兼者，从而论证“兼是别非”，并引《泰誓》《禹誓》《汤说》《周诗》为证，说明文王、禹、汤、文武皆行兼爱之道。《非攻上第十七》以窃桃李、攘犬豕鸡豚、取人马牛、杀不辜人取戈剑等层层递进，说明“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而“大为攻国”则天下君子不知非，反从而誉之，是为“知义与不义之辩”之乱。《非攻中第十八》则从实际利害立论，指出兴师攻战，冬寒夏暑，废民耕稼树艺、穫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军需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靡敝，牛马肥往瘠反、死亡不反，粮食辍绝，百姓居处不安、食饭不时、饥饱不节，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即使攻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亦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非国之务。篇中又驳“攻战得利”之说，以南荆吴之王、北齐晋之君为例，说明攻战亡者不可胜数，非行道之利。

本册正文中保留大量校勘记，如“一本云”“旧脱此字，据下文增”“太平御览引作某”“说文云某”“玉篇云某”等，涉及文字异同、音读、字义、地名考释等，如释“洒为底柱”引《说文》《水经》《括地志》，释“五湖”引《文选注》张勃《吴录》，释“貉”与“貊”通，释“队”与“隧”通等，体现了清代学者整理《墨子》时广征群书、订讹补脱的功夫。这些校记与毕沅《墨子注》一脉相承，对研究《墨子》文本流传、清代墨学复兴及古籍校勘方法具有重要价值。

版本方面，本书为清光绪元年至三年刊本，卷端保留“灵岩山馆原本”及毕浣（毕沅）题署，卷末有总校、分校题名，正文中可见“墨子卷之四”“墨子卷之五”等卷目信息。由于本次仅见前20页，且OCR夹杂图像框与部分残字，全书后续卷次、完整目录及序跋信息尚不能详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