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志斋集 一至八册

《逊志斋集》为明方孝孺的诗文别集，本版属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之一，王云五主编，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初版，封面分题“逊志斋集（一）”至“（八）”，署“方孝孺撰”；版权页题“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初版”“撰者方孝孺”“发行人王云五”“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本次OCR前20页主要收录多册封面、版权页、范惟一《叙刻逊志斋集》、唐尧臣《叙刻逊志斋集》、王可大《重刻逊志斋集序》、林右《逊志斋集序》、王绅《逊志斋集序》及像赞等，尚未见正文与完整目录，但卷首序跋已较集中地反映方孝孺其人其学、文集内容特色与明代嘉靖间重刻始末。

范惟一序自述“往予在京师得逊志先生方公集读之，既卒业，数手其书不能释去”，称方孝孺为“道德士”，“其所操志皆三代圣贤轨业，岂暇韩柳诸家学哉”。序文又辨“或称先生文似苏长公，非知先生深者”，并引方孝孺奏记太史潜溪公之语，说明其志在“宏廓敷扬其所传于世”“整齐周公孔子之成法为来今准”“著一书摅所蕴蓄续斯道于无极”。范序还述及其集内容：“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笃论，诚有冥契神解于其间，而远谟石画又时时于《深虑论》诸篇发之，以纾其忧患之思；至论正统变统之辨，则自左史以来所未见道。”序文认为方孝孺“行己立朝本末，所谓始终典学死而后已者非邪”，并反驳“行严言峻激亢过烈未达从容之域”之论，称其在圣门“盖孔子所愿见之刚者”。范序还记嘉靖庚申行县由永嘉造赤城，见诸山“森耸峭厉如端人介士”，因想见其人；又考其俗，“大抵疆执阶直砥厉绳检，犹存先生之风”；郡有《逊志斋集》，为故刑书东桥顾公为守时所刻，因渐漫漶，遂谋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唐尧臣叙刻称“君子修辞立诚，可与居业”，方先生之学“一本于诚，发而为文，凿凿皆实理”，其大者“丽玄黄而细不遗于蚊蚋之微”，明与日月争光，而幽赞默成若授之造化；又称“其志专故词无枝叶，其行直故义存而不变，其弘毅故肤鬯凝厚”，以水为喻，称其“缘理而行，不废小间，动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则清，历远则致，卒成而不毁”。王可大序则从元季纪纲礼教沦荡说起，称国朝受天明命，诚意、景濂诸君子起而倡率，方孝孺“归依诸君子，以讲明道学为己任”云云；又述宁海“土根灵远，扶舆清淑之气已萃于卧龙诸山”，故“其产有异才也固宜”；并称方孝孺“自童稚时即历齐鲁之墟，登周孔之庙，慨然有意于颜闵之学，明粹毅直，岂袭取者哉”。林右序作于洪武三十年，纵论“流而不可止者势也，习而不可变者俗也”，唯圣贤豪杰能定势化俗；孟子距杨墨，韩文公不能变，至宋程朱诸子出“一掃陋习，顿回天下于大道之中”；而“吾友方君希直奋然而起”，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者为贼其君，不以孔孟之学为学者为贼其身，“发言持论一本于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来未始见也”。王绅序作于洪武三十年冬，称“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圣贤为之依归”，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后世学者“专功业者则诋立言者为空文，务立言者则谓必藉是以明道”，而方孝孺“负精纯之资，修端洁之行，考其学术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业则以伊周为准，语道德则以孔孟为宗，会其通而不泥于一，志乎大而不局于小，实有志于圣贤者也”。这些序文从不同角度揭示《逊志斋集》以“诚”为本、以圣贤之道为归的文章特质，也说明其书在明初至嘉靖间由旧刻渐漫漶而重刻的流传过程。本版为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八册排印本，保留分册封面、版权页、主编与发行人信息，可供考察《逊志斋集》的明代刻本面貌、方孝孺文章接受史及《万有文库》对古代别集的整理与流通。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