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渊如全集二十一卷 第二册

本册为《孙渊如全集》二十一卷之第二册，清光绪十二年刊本，卷端题“问字堂集卷四”“芳茂山人文集弟四”“阳湖孙星衍撰”。本次OCR提取前20页，所见为孙星衍文集卷四，收录《文子序》《答袁枚书》及袁枚附答书、《邠州志序》《与段大令若膺书》《江处士声书论中星古今不异》《仓颉篇集本序》等篇。

《文子序》论《文子》十二卷为《七录》旧本，班固《艺文志》称九篇，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又辨《艺文志》注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并考书中称平王并无“周”字，此平王或即楚平王，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于楚，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又引《孔丛》子思见老莱子“齿坚于舌而先弊”语，疑老聃即老莱子；书中称秦楚燕魏之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范蠡之学出于道家，其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术，又遗大夫种书“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计然无疑；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自非一人。序中又比较《文子》与《淮南子》文字异同，如《文子》云“神将来舍，德将为女居，容与舍居比”，《淮南》作“德将来附若美”，是误读“容”为容色；《文子》云“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淮南》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灭身”，增“不”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伤其骸骨，枝叶茂者害其根荄”，荄读如核，与骨为韵，《淮南》作“根茎”则韵不合；《文子》云“天地无私也，故无夺也；无德也，故无怨也”，《淮南》作“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取日月以俪天地而殊无义；《文子》云“下之任句惧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也”，《淮南》作“下之径衢直”，误读其句而改其字；《文子》云“约之为缟也，或为冠，或为絑”，《淮南》作“钧之镐也”，直认“约”为“钧”，其义浅劣；《文子》云“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云雨”，言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广，《淮南》作“譬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义不赡；《文子》云“以禁苛为主”，《淮南》作“以奈何为主”，则形近而误。序中称“若此之属不能悉数，则知文子胜于淮南”，并谓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由当时宾客迫于成书，不及修辞达意，或有非贤厕于其列，杂出所见，聊用献酬群心；又怪汉之阙庭无能刺其龃龉，赖今《文子》具存，可得援证，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序末又及《文子》注本，引《文选注》引《文子》“群臣辐凑”张湛注，谓湛注《列子》亦注此书，而目录家皆缺载；《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俱称元魏李暹注本今不传，《玉海》又称有朱异注本，《宋史·艺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灵府本题《通元真经默希子注》及杜道坚《通元真经赞义》，灵府、道坚空疏无所发明，而高诱注《淮南》诸篇则可引证此书；又称《文子》书既称黄帝之言、神农之教，则其学有本，孔子圣人礼传多称闻诸老聃，汉庭诸儒贾生而已，其称“日中必糞”及《服鸟赋》多用黄老之言，是道家之学通于儒术者。

《答袁枚书》为孙星衍与袁枚论考据与著作、道与器之辨。袁枚来书惜其以“惊采绝艳之才”为考据之学，因言“形上谓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孙星衍推袁枚之意，盖以钞摭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然谓“非经之所谓道与器也”；道者谓阴阳柔刚仁义之道，器者谓卦爻彖象载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孙星衍自述少读书为训诂之学，以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苍颉、尔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及壮稍通经术，又欲知圣人制作之意，以为儒者立身出政皆则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阴阳五行推十合一之数，而后知人之贵于万物及儒者之学之所以贵于诸子百家。孙星衍谓此即“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之学”，袁枚奈何分道与器为二。来书又以“圣作为考据，明述为著作”，孙星衍亦未以为然，谓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为二；古今论著作之才必称老庄班马，然老则述黄帝之言，庄则多解老之说，班书取之史迁，迁书取之古文尚书、楚汉春秋、世本、石氏星经、颛顼夏殷周鲁历，是四子不欲自命为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职、吕览之存后稷伊尹书、董仲舒之存神农求雨书、贾谊之存青史氏记、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记，而月令一篇吕不韦、淮南王、小戴争传之，哀公问一篇荀卿、大戴争传之，文王官人一篇周书、大戴争传之，他如礼论、乐书、劝学、保傅诸篇互见诸子，不以为复出，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据，奈何欲分而二之。孙星衍又论前人作聪明乃至技艺亦重考据，唐人钩摹兰亭叙、内景经不知几本，宋元画手以绢素临旧图为其便于影写，故流传画本皆有故事，今则各出新意以为长古亡是；至袁枚谓考据者为趋风气，则又没人之善，汉廷诸儒多以通经致高位，唐亦以射策取士，后世试士第一场用四书文，试官之空疏者或不以二三场措意，然则从事于考据者于古或有干禄欺世之学，于今必皆笃行好学之士，世人方笑其学成而无用，袁枚又以为趋风气乎。孙星衍又论古之书籍未有版本，藏书赐书之家不过一二名士大夫，如榷酤然，士不至其门则无由借书，故嵇康就太学写经，康成从马融受业，其时好学之士不登于朝不能有中秘书，盖博引为难；宋时书籍既有版本，值汴京沦丧，金无收图籍如萧何之臣，南迁诸儒囿于耳目，今览北宋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事类赋》所引诸书，南宋已失之，朱晦庵、王伯厚号称博涉，其所引据亦无今世未有之书；近时开四库馆得《永乐大典》所出佚书甚多，及释道二藏载有善本古书，前世或未之睹，而钟鼎碑碣则岁时出于土而无穷，以此而言考据之学今人必当胜古，而反以为列代考据如林不必从而附益之，非通论矣。书末谓袁枚以己为韩愈可惜，惜其一枝好笔为爱己太过之言则可，若谓官阶渐进当尊主隆民不可雕虫自累则非知己者；又引孔子“学优则仕”、漆雕开“斯未能信”，谓正恐经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所以言者非敢与前辈矜舌辨，惧世之聪明自用之士误信袁枚之言，不求根柢之学，他日诒儒者之耻，如刘歆所云“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杳冥而莫知其原”，故作此书以广其意。其后附袁枚《答书》，署“袁枚”，谓“枚拜覆渊如太史足下”，称前月接手书为考据二字反复辨证，适霞裳在坐读之笑曰“不过要骗老人答书以添两家集中文字耳”，仆亦莞然；又谓次日即患间日之疟，欲以尊作解头风而头风愈甚，以钟鼓享爰居、为混沌开眉目为喻，谓不能归依亦无从驳辨；引汉景帝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元微之“鸟不驾马不飞不相能何相讥”语，谓惟有唯唯否否将尊作以如意帖之而已；又举温公与蜀公至交而终身不与谈乐律、魏公与欧公至交而终身不与谈系词、考亭与东莱至交而终身不与谈诗疏，仆与梦楼、姬传至交而一则至今不与谈禅、一则至今不与谈地理，皆君子至交之道；日前劝足下弃考据者总为从前奉赠“奇才”二字横据胸中，近日见足下之诗文才竟不奇，不得不归咎于考据，盖昼长则夜短，天且不能兼，而况于人；足下既不以然，则语之而不知舍之可也，又何必费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腻颜帢抱左传逐康成车后哉；今而后仆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视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仆可也，如再有一字争考据者，请罚清酒三升飞递于三千里之外。书中又及奇中丞选近人古文、随园随笔三十卷、选刻近人散骈两体古文、荣铁斋中丞、王健庵诗句等事。

《邠州志序》述《邠州志》凡二十五卷分部二十五，初故知州王朝爵属星衍撰此志兼有三属县，已成四卷，既而三属县各请自为一书，故此书本卷一至卷四并及三县，卷五已下专志州治；直隶州志之例古无所仿，若专志州治者实当称为《直隶邠州州志》，今不可一书异名。序中又考辨邠州古迹数事：其一豳亭，引许氏《说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豳，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考豳亭及国当在汉漆县，是今邠州三水之界，故《地理志》曰“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杜预曰“豳在新平漆县东北”，《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刘昭注《郡国志》漆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有豳亭”，《括地志》曰“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则书传所称寔不得在美阳也；美阳今武功县，又在邠之西南，相去甚远，盖许君因太王迁邑于地而误，《地理志》则曰“美阳中水乡，太王所邑”是已，许于邠字当云“公刘国在右扶风漆”，至“周太王邑于美阳豳漆亭”则得之矣。其二汎水，引《尔雅》“西至于邠国谓之四极”，《说文》作“汎”，云“西极之水也，从水八声”，今三水分水岭即汎水岭，盖声之讹，分又为汾，《初学记》引《水经注》曰“鄜州有汾水岭”即此也，其岭实子午山之别麓，然则今汎水即古西极之水无疑矣；《金史·地理志》又有潘水，疑亦声相近，汎、汾、潘皆一水也。其三女郎山，引《太平寰宇记》三水县有女郎山，案《西山经》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太平御览》引《水经》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元和郡县志》曰“洛原县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县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记》曰“洛蟠县白於山在县北三十里”，是其山从庆阳府东南直入三水，即《山海经》之白於山无疑也，洛水今亦迳三水，又可证矣。其四漆水，引《太平寰宇记》引《水经》曰“漆水自宜禄界来，又东过扶风漆县北”，以水经验之即邠州所理是也；汉志注云“漆水在县西”，今县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或恐白土是汉之漆也；今凤翔府东北一百六十里麟游县东南亦有一漆水，非汉之漆；案乐史此言实本《元和郡县志》，可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矣；所引《水经注》今本无之，若如所云则误自郦道元也；《夏书》言“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是以漆沮为从入渭，则是今麟游之漆至临潼入渭，一名石川河者是也；麟游唐普润县，汉漆县地，故班固曰“漆，漆水在县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漆水源出岐州普润县东南漆山漆溪，东入渭”，此真“漆沮既从”与诗“自土沮漆”之水，自汉至今相传以为入渭，未闻以入泾之水当之也。其五豳国，引《周语》祭公谋父曰“我先君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曰“尧封弃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是国于邠者不窋；《史记·周本纪》曰“庆节立国于豳”，《匈奴列传》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是以爲慶節又爲公劉，一書互異；《地理志》曰“栒邑有豳乡，公刘所都”，是同《史记》列传；以理断之，祭公言最古，不窋国于豳说为长也。其六师旷冢，引《郡国志》漆刘昭引《皇览》曰“有师旷冢，名师旷山”，《太平御览》引《皇览》曰“师旷冢在右扶风，名曰师旷山，民人不敢上其山”，今志无此冢及山，惟州东十里有司空山，古音空、旷相近，当即是也。序末谓方志以考据存文献，关中甚称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体，徒以文笔简要为长，予不敢袭其弊也；署乾隆甲辰冬十月二十一日阳湖孙星衍自序。

《与段大令若膺书》为孙星衍与段玉裁论《说文》及小学之书。书中称往年得手书并寄示家文介公遗象，装背成轴以藏家祠；又谓闻段玉裁薄游江淮择地养静，想见著书之乐；自述趋事西曹，从退食后整理旧业，杂以人事，恒苦景短，恐学无所就；生平好《说文》，以为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睹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惜原书为徐铉兄弟增加音切，又颇省改，尝欲校订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与孙愐音、二徐谬说；闻段玉裁致力是书，当世精研小学家如钱少詹、王怀祖、江叔澐诸君皆称道其书，谅不诬也，惜未之见，敢以所闻质之左右。书中又驳顾炎武《日知录》指驳《说文》之失，如驳《说文》郭字云“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进，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此出《新序》，盖郭字国名，因述其国之事，用刘向说也；又驳《说文》弔字云“人持弓会殴禽”，此出《吴越春秋》陈音之言，皆非许叔重臆说，顾氏未能远考；又“臾”字为束缚捽抴，则即《汉书》“瘐死狱中”本字，无足异者；至诋《说文》“参为商星”为不合天文、“亳为京兆杜陵亭”为不合地理，则顾氏尤疏陋；据《说文》“参商为句”，以注字连篆字读之，下云“星也”，盖言参商俱星名，《说文》此例甚多，如“偓佺，仙人也”之类，得读“偓”断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亳为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皇甫谧云“亳王号汤，西夷之国”，《括地志》按其国在三原始平之界，《说文》指谓此亳，非《尚书》“亳殷”之亳，彼亳古作薄字，在偃师，惟杜陵之亳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则许叔重《说文》字必用本义之苦心，顾氏知亳殷之亳，不省亳王之亳，可谓不善读书，以不狂为狂矣。书中又论九经之字具在《说文》，其未载者皆后人传写以隶变篆之讹；今考《说文》所无之字，如书之“禰”、礼之“覿”、传之“碏”及“蕆”无以下笔，不知所从；然《说文系传》以“禰”为秋畋也，《玉篇》则以“祘”为秋田祭字，与“獮”同，则知“禰”即“獮”讹字；《系传》又云“儥，见也”，则“覿”古或作“儥”，而《集韵》则以“覿”同“覿”，《说文》自有“覿”字；“蕆”，杜预训为敕，《说文》有“苟，自急敕也”，足以当之；蔡邕石经写“石碏”正作“石碏”，“碏”字相传有敬训，《论语》“踧踖”，马曰“恭敬”，“碏”为“踖”无疑矣；《尔雅》“鴛，斲木”，据高诱注《淮南》以黄黎为斲木，则“鴛”即“雜”字；其“粻”素，据《天官书》“张素为厨”，司马贞引《尔雅》作“张”，则“粻”即“张”字；此类不可更仆，愿与段玉裁正定之，他时刊三体石经，不无补于圣学也。书中又以鄙意解《说文》不甚可解者数事，如“鬥，两士相对”，当是两手相对之讹；“殺从采声”，“稀从希声”，采当是古文“柔”即“殺”字，希当是“谐”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积二画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谓；“人，象臂胫之形”，盖侧立形但见其一臂一胫，其正立形则“大”字象之，犹之“乙”与“燕”、“烏”与“於”、“鬯”与“龜”皆象一正一侧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误，当为“厶”，古文“肱”字；“龜，广肩无雄”，《集韵》引“广肩”作“广育”；“甲，人头宜为甲”，《集韵》引作“头空”，盖甲中画象头；“宻，穴，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尤不可解，中宫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龙即黄龙，《天官书》称轩辕黄龙体，五土数，黄亦土数，此岂指中官星象乎；又六甲即六十甲子，五龙即五行，墨子称北方黑龙，是五方之龙五色也，或即人六府五藏，三说者不知有一当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汉宫，不知出《淮南·本经训》“武王杀纣于宣室”，高诱注云“殷宫名”；“厢，徐铉音女戹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则将、戍之属皆从月得声，月即卄字也；《玉篇》《集韵》校《说文》大有佳处，他时合诸书引《说文》之语校正今本，汇录奉览，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车合辙，当助足下张目也。书中又谓尝言许叔重以字解经，郑康成以经解经，孔门之外身通六艺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议前修，盖有不知而作；如郑康成之所以胜于马季长者，以其兼通内学，故本传云融素骄贵，元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元善算，乃召见于楼上，而俗人反讥其以谶纬解经，岂可谓之知言哉；汉时有一种天人之学，以阴阳五行谈性与天道，不过数人，如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固、郑康成诸儒而已；至王肃逆臣之子，经学之罪人，乃作《圣证论》诋訾郑康成六天之说，家叔然已驳正之；许敬宗唐之奸臣，亦斥郑康成用纬书，奈何不察而扬其波乎；吾辈同志者颇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仆近撰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专行本，他时或与梅氏伪书同立于学官，此则区区负山之志，所愿与足下共明许郑之学于天下也。

《江处士声书论中星古今不异》为孙星衍与江声论中星之书。书中称江声《尚书》为垂日月不刊之书，犹有刍荛之献；又答来书示《说文》“尾交接”之训在“属”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谓薛季宣叙称“隶古定书”最古可知薛本即隶古定本，孙星衍不敢从隶古之说，谓隶古之说出伪孔序，据《史记》言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汉书》亦云以今文字读之，亦无“隶古定”之语，且薛季宣宋人必不能见天宝已前未改之本，是其书终不可信；唐贞观时有释元应撰《一切经音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官书》云“寻得二字同体，《尚书》高宗梦寻说”，又引《诏定古文官书》“图图二形同”，又引“砯底启丹或造忽媒倾覆厥德王翌日乃瘳”之属，乃是开元以前《尚书》本文，足下何不取而视之也。至“眚灾肆赦”，《史记》作“过赦”，又得一义；《公羊》二十二年“肆大眚”，传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过度”，陆德明曰“本或作佚，大眚”，此则佚亦过也，佚亦为赦；《左传》引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失当读佚；《楚词》“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舍也，则《虞书》之“肆”、《公羊》之“跌”、《左传》之“失”、《楚词》之“施”，音义相近，皆为赦罪耳。“柔远能迩”又得一证，《易》“宜建侯而不宁”，陆德明引郑读“而曰能，能犹安也”，更可解“能迩”为“安迩”；若郑氏“能恣”之说却有一证，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云“態，又作儱，同他代反，意恣也，谓度人情貌也”，“能”字古音近“態”，似适与郑意合，而不敢用之释经耳。书中又论中星必以为古今之异，盖泥后世岁差之说，若以为恒星历六十九年半而移一度，则斗建将与中星俱移，察古人所称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云云，何以至今不异；世人所以疑其小异者有二端：古人言昏不密为日入之初，或兼戌亥二时，于文曰“氏为昏”，郑注《士昏礼》云“日入三商为昏”，《尚书纬》谓刻为商，则似但言日入之初，故阴阳书言“杓有月，月常加戌”之语也；《淮南》言禹以为朝昏昼夜，则分昏夜为二；《天官书》言“用昏建之”，下云“夜半”、云“平旦”，则昏兼戌亥，中星斗建一时移一宫，既不知古人之所谓昏，何可以定古人中星乎，此其一也。古人称斗九星以摄提言，摄提六星夹大角，则以右摄提视斗建，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格，正也，谓摄提正在寅方，《楚词》云“摄提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贞亦正，孟言孟春，陬言维，亦寅方也；后人之称斗七星，则以开阳视斗建，开阳后右摄提五度，《淮南·时则训》又称招摇所指，招摇与右摄提同；古人于此稍参差，后人不知古人言摄提、开阳之异，又何能以斗建测中气乎；鄙著《斗建辨》已言其详，足下试以戌时视右摄提所建，按之中气，知与古所云斗指子冬至同矣；斗建既与唐虞三代同，中星又安得有古今之异乎。至郑康成谓《月令》举其月初，《尚书》总举一月，其说尤确，以之说《夏小正》无不通；若《月令》季夏火星中而《尚书》在中夏，盖中夏晦与季夏月朔相去一日，中星何能不同；《月令》以月朔颁于明堂，宜其书但据月朔不及终月，《尚书》但分四时，故总举一月也；《夏小正》之正月昏参中，则又与《月令》不异，得谓之岁差乎；信西法者恐识者视斗柄以破岁差之说，乃并斗柄而不信之，梅氏之学是也；通人戴东原亦从其说，惜不能起九原而与之言；且古法以恒气注历，以定气算日月交食，故《素问》岐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是古节气平分十五日，又准之土炭，验之葭灰，其中气确有证据，今则以定气测节气，而土炭葭灰之法不传矣；此事关西法中法之得失，足下细察之，即以覆我；两日抱病，又读《皋陶谟》得数十条质之足下，并望教其纰缪，文章天下之公，非好辨也。

《仓颉篇集本序》述《仓颉》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赵高、胡母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汉闾里师所并，八十九章者扬雄所续，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续，训故一篇为二卷者杜林所撰，三仓三卷者晋张轨所合，三仓训故三卷者魏张揖、晋郭璞所撰；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在《仓颉》中。可见本册为孙星衍学术文集之卷四，所收序跋、书札涉及诸子学、考据学、方志学、小学、天文学及经学，具有清代学术史与文献学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