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 序目一卷 第五册

本册为清道光五年刊本《古文辞类纂》第五册，本次OCR所见为卷十七、卷十八“奏议类上编七、八”，卷端标“古文辞类纂十七”“古文辞类纂十八”。所选以欧阳修、曾巩、苏轼奏议名篇为主，包括欧阳永叔（欧阳修）《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曾子固（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疏》、苏子瞻（苏轼）《上皇帝书》等篇。

《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就宋仁宗朝台谏论宰相陈执中事而发，开篇即揭出人主“好疑而自用”之弊，谓“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又谓人主与臣下争胜，则“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顺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终至“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文中引《尚书》仲虺称汤“改过不吝”及戒汤“自用则小”，以成汤能改过、不敢自用为圣德之证；又直指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叶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陛下“屈意以容之”“屈意以留之”“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劝仁宗“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罢其政事，别用贤材。文章反复申说，情理兼至，体现欧阳修奏议“切于事情”而“婉转恳挚”的特点。

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疏》则铺陈宋兴以来一祖四宗之功德，历数太祖“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太宗“遽求厥宁”，真宗“继统遵业”，仁宗“宽仁慈恕，虚心纳谏”，英宗“聪明睿智，言动以礼”，而归结于神宗“神圣文武”“仁孝恭俭”，能“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并极言宋兴以来“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之隆盛，末以“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为戒，引《尚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作结。全文典重宏阔，铺张扬厉，是曾巩奏议中“因文见道”的代表作。

苏轼《上皇帝书》为熙宁初年论新法之名篇。开篇因买灯事停罢而称颂神宗“改过不吝，从善如流”，随即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其论结人心，以“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为纲，引子产焚载书、商鞅变法、宋襄公、田常、谢安、庾亮等史事，反复说明“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又直指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谓“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力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论厚风俗，则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为喻，批评新法“急于有功而贪富强”。全文洋洋洒洒，援古证今，条分缕析，是苏轼奏议中“雄辩滔滔”而“深切著明”的典范。篇中附有评语，如“此處有抵巇相傾習氣”等，可见选家对奏议文风与政治议论的辨析。本书为姚鼐纂辑的古文总集，本册所存奏议类诸篇，既可考见北宋奏议的议论格局与文章气象，也体现桐城派选文以“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批评眼光。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