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 序目一卷 第六册

本书为《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序目一卷之第六册，清道光五年刊本，清代姚鼐纂辑。本次所见前20页为“奏议类下编”部分，主要收录汉代董仲舒《对贤良策》三篇及宋代苏轼（子瞻）《对制科策》等奏议类文章，是《古文辞类纂》按文体分类编纂体系中的奏议门类。

从OCR正文可见，本册开篇标目“奏议类下编”，首先收录“董子对贤良策一”。其文先录汉武帝制策，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以夙夜不遑康宁、永维万事之统为念，广延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继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以及虞氏之乐莫盛于韶、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而钟鼓管弦之声未衰、大道微缺等语。董仲舒对策则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并援《春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又出怪异以警惧之，若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又强调“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正文中还附有选家或评点者的夹批，如“以策之次第当先对作乐，然语非切要，故从非天降命不可反意说起，以强勉行道对夙兴夜寐，非无补以警动之，下乃从行道引入作乐，科条不并而意自贯通”等，可见此书在选录正文之外，尚保留有文章评点、章法分析的内容，体现了桐城派古文选本重义法、重章法结构的特点。

董仲舒三篇对策围绕天人关系、教化刑罚、更化治国等问题展开，文中可见“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等论述，并引《春秋》一元之意、阴阳刑德之说，以及秦继周后“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义”而速亡的教训，主张“更化”“教化”“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士求贤。本册后又收录苏轼《对制科策》，文前有说明“宋时制科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有博学鸿词科，子瞻此对乃仁宗嘉祐五年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也”，正文论“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并批评当时“志勤道远”“治不加进”之弊，主张人君当勤于求治、得御臣之术。这些选文上起汉儒策对，下至宋人制科之文，均属奏议类中“对”“策”一体，反映了姚鼐对奏议文体源流与文章典范的选择眼光。

就编纂体例而言，《古文辞类纂》以文体分类统摄历代文章，奏议类为其重要门类之一，下编所收多为臣下对君上的奏对、策议之文。第六册以董仲舒、苏轼等名家对策为主体，既展示奏议文“指陈时事、援据经义”的内容特征，也通过选文与评点呈现桐城派所重视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与章法义法。清道光五年刊本为《古文辞类纂》较早的刻本之一，本次所见虽仅前20页，但已可窥见该书选文、编排与评点相结合的面貌。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