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 第六册

本书为《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第六册，清陈兆仑编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卷端题“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又有“王丈”“曾丈”等字样，本册所收为王安石文，目录列《周礼义序》《庄周论》《芝阁记》《答韶州张殿丞书》《答段缝书》五篇。卷首有陈兆仑评语一则，从宋神宗嗣位之初“以理财为急”说起，论王安石“既欲希旨取相，而又惧务财用之号不可居，而必见攻于众”，故“文之以周礼”，称其“称周礼非本意也”；又谓王莽“非爱周公也，不周公不可以窃国”，王安石“不周礼不可以得相”，并以郑康成注《周礼》“杂取嬴秦之法”为佐，说明“安石之相业于是乎果周礼矣”。评语还论新法行而民病、谤生、众君子贬窜放死，称“众君子类安石之故人，至于贬窜放死而不惜者，亦非安石之本意也”，认为王安石“求固其位，不得不出乎此”。评语又比较孟子称尧舜与王安石称尧舜之不同，谓“孟子之称尧舜，曰言性善而及之也；安石之称尧舜，用言民俗之不善、祖制之不善而及之也”，并称“忠佞贞邪之分界决于此矣”。评语末称“吾既厌恶其人，故不欲阅其文，姑取数篇以仍八家之号”，可见其选录王安石文的态度。

正文所收《周礼义序》为王安石《周官新义》序，述宋神宗“以经术造士”，集儒臣训释经旨，“将临理误升周官，播之校学”，而王安石“实董周官”，因论“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后先有序、多寡有数、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又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文中又有“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等语，末署“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庄周论》论庄周之意，谓“世之论庄子者不一”，学儒者诋其“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好庄子者则谓其“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而王安石以为二者“皆未尝求庄子之意”，故论庄子处衰世，“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又谓庄子“自知其说之不足以正天下”，故“卒篇以自解”，引《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明圣人之道，而“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说明庄子“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但其言“不得不为邪说”，盖“矫之过矣”。《芝阁记》记祥符时封泰山，“四方以芝来告者万数”，大吏则天子赐书宠嘉，小吏若民辄锡金帛，于是“希世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徂杙，“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又记“今上即位，谦让不德”，诏有司祥瑞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因论“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末记太丘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故阁于其居之东偏以藏之，感叹“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答韶州张殿丞书》为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谢其“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故，为吏民称诵至今不绝”，自谓“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又论史官记载之难，称“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后世“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当时之贵人”，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故“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乃能传之，末望张殿丞“以发潜德为己任”，“使论次以传焉”。《答段缝书》为王安石答段缝书，为曾巩辩诬，称“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又谓“巩在京師避兄而舍，此虽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然“于罪之中有足矜者”，不可“不循其情而诛焉”，并论“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知愚者合”，故贤者“常多谤”，引孔子“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为说，劝段缝“自重，毋轻议巩”。

本书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卷端保留陈兆仑评语、目录及“五世孙忠伟仪恭校”字样，正文有圈点批语，可供研究清代八家文选本、陈兆仑文章学思想及王安石文接受史参考。本次仅见前20页，第六册后续篇目及全书其他各册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