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文集十二卷第四册

《饮冰室文集》为梁启超文章汇编，本册为十二卷本第四册。本次仅见前20页，OCR所见并非卷首序跋，而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正文，包括总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等章节，内容宏富，视野开阔，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清末整理中国学术思想史、熔铸新知的著述风格。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篇即立总论，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则其形质之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作者以极大之民族自豪感称中华为“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又谓“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虽近世史相形见绌，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据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总论又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批评当时好学者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思想学术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作者自谦于四库著录十未睹一，于他国文字初问津，然“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姑就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将来研究此学之自课，流布之以为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总论又特别强调，自今以往二十年中，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若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則得不償失；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己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這些論述，既是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宏觀把握，也寄寓了作者對清末學界盲目崇外或守舊之風的批評。

書中將中國學術思想史畫分為七個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四老學時代（魏晉）、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八復興時代（今日）。作者又提出中國“無宗教”為特異於他國之事，淺識者或以是為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作者還以生理學“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之公例，喻文明接觸之益，謂“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遷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賓國聲兒以亢我宗。這些比喻與論斷，既見作者對中西文明融合的熱望，也見其文筆之縱橫捭闔。

「胚胎時代」一章將春秋以前分為黃帝、夏禹、周初、春秋四個小時代，謂黃帝時代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制文字、定曆象、作樂律、興醫藥；夏禹時代“玄圭告成，帝國乃立”，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周初周公兼三王作官禮，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春秋兼並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作者綜觀此時代之學術，謂其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術之源泉，約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由於天然者，地理之現象使初民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觀念；二由於人為者，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為群利。作者又論中國古代“敬天畏天”之思想，謂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中國常納天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古代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雇役，與他國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者異；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這些論述，對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與學術思想的特質頗具啟發。

「全盛時代」一章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列舉七事：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二由於社會之變遷，三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四由於交通之頻繁，五由於人材之見重，六由於文字之趨簡，七由於講學之風盛。書中引顧亭林《日知錄》論春秋與七國之變，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又謂“閱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與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同。論諸家派別，則先述《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荀子《非十二子》、莊子《天下篇》等古籍分類，而以地理與民族為觀察角度，製「先秦學派大勢表」，分北派（鄒魯派、齊派、秦晉派）、南派（宋鄭派、南派正宗、南派支流），謂北派崇實際、主力行、貴人事、明政法、重經驗、喜保守、主勉強、畏天、言排外、貴自強，南派崇虛想、貴出世、重平等、喜破壞、任天、言無我、貴謙弱，兩兩對照，脈絡分明。書中又論孔老墨三分天下、孔學三宗（小康、大同、天人相與）、老學三宗（哲理、厭世、權謀、縱樂、神仙）、墨學三宗（兼愛、游俠、名理），以及陰陽、法、名三家之興起，齊派、秦晉派、宋鄭派之地理特徵，最後比較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之異同，列舉中國先秦學派之所長：國家思想之發達、生計問題之昌明、世界主義之光大、家數之繁多，亦間及所短。這些內容，體系宏大，論斷明快，雖未必盡當，然足以見作者整理國故、貫通中西的氣魄與識力。

從版本特徵看，此本為清宣統元年刊本，書名冠「（壬寅）」，當指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所收文章多作於1902年前後，為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創辦《新民叢報》時連載之作；前20頁正文版式疏朗，篇題、章節、按語層次清晰，保留了清末報刊文章與文集彙編的原始形態。要之，本書前20頁集中保存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總論、胚胎時代、全盛時代等核心章節，對研究梁啟超清末學術思想、中國學術史編纂、中西文明比較及近代民族主義史學具有重要文獻價值。本次僅見前20頁，後續內容待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