揅经室全集

《揅经室全集》为清代学者阮元个人著述总集。本次OCR所见前20页，主要为与商周铜器、钟鼎彝器款识及山左金石相关的学术文章，包括《商周铜器说上》《商周铜器说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山左金石志序》《王复斋钟鼎款识跋》《释宋戴公戈文》等篇，篇末又见“斝经室二集”字样，可见所据为揅经室集内之某集。全书尚未见总目、牌记与全书序跋，具体刊刻信息待考。

《商周铜器说上》开篇提出“形上谓道，形下谓器”，认为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而器则罕存，所存者钟鼎之属；古铜器有铭，铭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故其重与九经同之。文中又论北宋以后古铜器始多传录，钟鼎尊彝敦槃戈剑之属古词古文不可胜识；器所以藏礼，孔子“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制器齐度量、同文字、别尊卑，用于朝觐燕飨、祭祀饮射，使天子之尊、锡命之宠、德功之美、勋赏之名皆有所寄，故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文章还论世禄之家若不用其才力于礼文器制，则易流于奢僭奇衰，故穷而在下如颜子箪瓢不为俭，贵而在上如晋绛钟镈不为奢，此古圣王大道精意；自井田封建废而梓人凫氏失传，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无从得观。

《商周铜器说下》则历数三代鼎钟为重器之事实：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有诸侯大夫朝享而赐重器者，有以小事大而赂以重器者，有大伐小而取为重器者，有为述德儆身之铭、自矜之铭、铸政令于鼎彝者，也有王纲废坠时以天子社稷与鼎器共存亡轻重者；文中引《左传》《周礼》《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条列分器、赠器、赂器、取器、铭器之事，并论汉至唐古器偶出，或改元称瑞、书之史册，儒臣辨之世惊为奇；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考古图列宋人收藏三十余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遂使三四千年之道大显。文章主张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后三者分别论之，体现出阮元对古器物发现史与金石学发展史的分期意识。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述钟鼎彝器为三代所宝，分器赠器皆以是为先，直与土地并重，或以重赂；古器金锡至精者气不外泄，无青绿，有青绿者金不精而外泄于土；古器铭字多者或至数百字，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汲冢者。阮元自述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释一铭，俯仰之间心往数千年前，以为此器此文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又述友人与同好者江德量、朱为弼、孙星衍、赵秉冲、翁树培、秦恩复、宋葆醇、钱坫、赵晋斋、何梦华、江藩、张廷济等各有藏器搨本，遂聚之与自藏自搨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以续薛尚功之后；薛尚功所辑四百九十三器，阮元所集五百五十数，殆过之。序中又论古器虽寿，出土后或经兵燹坠坏、水土沉埋、伧贾毁销，不可保也，而宋人图释各书反能流传不绝，故聚一时彝器摹勒为书，可使一时之器永传不朽。

《山左金石志序》述山左兼鲁齐曹宋诸国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东汉石刻江南得一已为巨宝而山左不胜指数，故论金石于山左如众流之在渤海、万峰之峙泰山。阮元自述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视学山左，首谒阙里观乾隆钦颁周器及鼎币戈尺诸古金，又摩挲两汉石刻，移亭长府门卒二石人于矍相圃，次登岱观唐摩崖碑，得从臣衔名及宋赵德甫诸题名，次过济宁学观戟门诸碑及黄小松所得汉祠石象，归而始有勒成一书之志。五十九年毕秋帆巡抚山东，阮元欲以山左之志属之，毕氏以老病政繁推让，遂检关中中州二志付元并商定条例；阮元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列志乘图籍，求得拓本千三百余件，较关中中州多至三倍，始为修书之举。文中又述朱朗斋、何梦华、武虚谷、段赤亭、黄小松、颜运生、桂未谷、江秬香、陆直之、李退亭、李铁桥等助搜辑，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镇灵岩五峰诸山，赤亭或舂粮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椎脱捆载以归；六十年冬草稿斯定，后又奉命视学两浙，舟车余闲重为厘订，属赵晋斋校勘，凡二十四卷。序末感慨毕秋帆方督师转饷、婴疾已深，竟以七月三日卒于辰州，未及一顾此书，情谊学术，言之可悲。

《王复斋钟鼎款识跋》考此册款识五十九种为王顺伯复斋所辑，内毕良史牋识十五器皆秦熺之物，朱敦儒一器牋识数行以词意推之亦似熺笔，此外周师旦鼎、楚公钟、虢姜鼎为一德格天阁中物，其余数十种乃刘炎、张诏、洪遂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文中引《两浙名贤录》述复斋名厚之字顺伯，诸暨人，乾道三年进士，历官淮西通判、江东提刑、直显谟阁致仕；又引洪容斋《四笔》述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在王顺伯家，顺伯别有《复斋碑录》已散佚，宋陈思《宝刻丛编》引之；又述庆元党禁中与朱子同列伪学之籍，其人行谊学术可以概见。阮元谓三代法物自足万古，不以遇秦氏为辱、不以归王氏为幸，周孔之书为赵忠定朱子所读，又何尝不为秦桧韩侂胄所读；嘉庆七年得此册于吴门陆氏，加以考释摹刻成书，因诸跋所未及者略识之。

《释宋戴公戈文》释戈内二字及八字，考为“朝王商戴公归之造”等文，以《诗》释文、石鼓文、古钟鼎舟周同字等为证，谓商戴公即宋戴公，宋人本其古国而称商，并引《史记》戴公为微子八世孙当幽平之世。此篇体现阮元以金文与经史互证、以古文字补正传世文献的治学方法。综观前20页，本书所收文章以金石学、古器物学、经史考证为核心，既有对商周铜器礼制意义的宏观论述，也有对具体器铭、金石志编纂缘起与款识流传的细致考辨，是了解阮元金石学思想与乾嘉道学术网络的重要文本。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