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定唐诗解

《删定唐诗解》是清吴昌祺对明唐汝询《唐诗解》的删定本，本次OCR所据为清康熙四十年（1701）刊本前20页。卷首吴昌祺《删定唐诗解自序》详述其学诗经历与删定缘起：自言年十三与宗子楚鸿同砚席，其尊人秋先生喜作诗，和唐人几遍，吴昌祺亦窃习为七言律绝数首；年十九后，外王舅仿御常斋订公索观其作，笑曰“汝时文将升堂去，诗则未窥公藩篱也”。后得少陵秦州诗读之，“恍然如履其地，如当其時，如闻其愿哭笑語之声”，乃知“诗无不可解，人自不能解耳”。嗣后见唐汝询《唐诗解》一书，叹其“句考字微，今疏详必”，然“诠则繁而重复，解或凿而文”，善读者藉为津梁，不善读者且苦其繁而无极。吴昌祺三十余年来欲“汰艺存英”而未果，后与及门诸子请删定，遂购原本，斟酌删补，阅数月而成。序文又论诗与文之异：文多直而显，诗多曲而隐，凡牢愁怨愤、思古而不敢明言者，一寓之于诗，后之人由其辞得其义，或逆志而求，或论世而考，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弗喻。三百篇微文奥旨经诸儒讨论，紫阳夫子《集传》再出而诗意昭然；唐人之作其间亦多隐而未显者，宋人腐语愈多而得意愈失，酉阳先生独以耳受之余解之不遗余力，使后世学者循其端绪以想见古人之性情，由是可读唐人已选之诗、未选之诗，并可读唐以前唐以后之诗。然吴昌祺认为“是书之注允字云满矣，而未厌群心者在其解也”，故“即先享者节之，而冗者不若于烦，耻未严者躔之”，以删繁就简、去穿凿而存精要。

卷末所附校例，详细说明删定原则与体例调整：旧作五十卷，今节而合之，不及十之六，总为二十四卷；原本以琴操与七言古诗长篇及醴体另为二卷，今移琴操于五言之中，选卢盛于子安之后，录元白于七言之末，而醴体各附诸参本诗后，不易立体；七古中少后欲风诗则移入近体，文宗五言绝移于王庄前，书笔七言总移于宝手后，与原本不同，说详目录；原文改作双行小字，局意可过者仍加圈点，或一二佳句亦殊之；武林本于各体下增人氏数言，今不复录；原本卷首详序有唐诸公字里游秋，今去繁就简，分别各卷置公姓名之下；注中引周琴书以著用字来历，四书中语人人所习者删之；注中所证有数见数十处者，今大加删法而数见处尚多，亦不得巳；武林本终解不易二字而注则偶有刚润，今据原本酌定；解之则有三端：一则以共太冗而约之，一则以共未充而节之，至于改易原文亦颇有苦必问者，取原本与……（OCR未完）。这些校例不仅交代了本书由五十卷删合为二十四卷、移易篇目、改易注文形态的具体做法，也反映了清初学者对明代唐诗注本“繁而重复”“凿而文”的批评与整理取向。

本书以唐汝询《唐诗解》为底本，参校武林翻刻本，保留其注解精华而删汰繁冗，是清初唐诗选本与注本删改风气下的产物。吴昌祺自序所论“诗无不可解”与“诗多曲而隐”之说，以及校例所载卷帙合并、篇目移易、注文删节、双行小字等体例调整，对考察《唐诗解》原貌、明清《唐诗解》版本流传、清代唐诗学及选本编纂具有直接文献价值。本次OCR仅见前20页之序文、原序及校例，正文与完整目录未展开，后续内容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