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文选

《欧阳文忠公文选》为北宋欧阳修文的明代选本，此本为明蓝格钞本。本次提取前20页，所见为选文正文及少量批语，尚未见序跋、目录，全书选文规模与编纂者信息有待后文补。前20页所选以书信体为主，兼及论说文，依次为《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投时相书》《上杜中丞书》《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与谢景山书》《与郭秀才书》《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答李天隐学士书》等，皆欧阳修散文中论政、论学、论文章及辞命之作。

《上范司谏书》为范仲淹由陈州召拜司谏而作，欧阳修在书中极论谏官之责，称“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谓“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则“立殿阶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又以韩愈《争臣论》讥阳城不能极谏为引，勉范仲淹“朝拜官而夕奏疏”，勿使“天下无得言者”，词气恳切，是北宋士大夫论谏诤之责的重要文字。《与高司谏书》则为范仲淹被贬、高若讷身为司谏而不言事而作，欧阳修直斥其“俯仰默默无异众人”，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愿其“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是北宋庆历党争前夕士人风节之表征。批语称“欧公恶恶太过，使在今日恐不免国武子之祸也”，可见选者对此文锋芒的评点。《投时相书》自述“瘦软不能强筋骨与工人田夫坐市区眠畎亩为力役之劳，独好取古书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贤君子之所为”，以文字自贽于时相，批语谓“欧公以文为贽投时相与韩昌黎同，而其自谦之中实以自誉”。《上杜中丞书》为石介以上书论赦被罢、杜衍举石介而台中代之以他吏而作，欧阳修力辩石介“刚果有气节，力学善辨是非，真好义之士”，谓中丞之举不当“随以为非”，批语称其“议论明切，归之正直而先后中彀率”。

《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自述集录前世金石遗文“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字莫不皆有”，自庆历乙酉至嘉祐壬寅十有八年得千卷，因求蔡襄一书其序，谓“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谟一挥毫之顷尔”，可见欧阳修《集古录》编纂及与蔡襄交往之一斑。《与黄校书论文章书》论丘舍人杂文十篇，称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强调“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批语谓“文虽短而所指言革弊一节非有深识不及此”。《与谢景山书》评谢景山诗文“异其少时青逸之气，就于法度，根蒂前古”，又论“有争心则意不在于谋道”，引荀卿“有争气者不可与辩”，可见欧阳修论文重法度、重谋道之旨。《与郭秀才书》以古相见之贽礼为喻，答郭秀才求见之勤，谓“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扬，志锐学敏，因进其业，修其辞，暴练缉织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润泽炳郁”，批语称“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极工者也”。《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为辞范仲淹辟命而作，自述“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谓“四六非脩所好”，又论“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批语称“欧公本不欲为范公幕府书记，故云与之同其退可也，与之同其进不可也，此是欧公自立处”。《答李天隐学士书》则述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游、登临泉石之乐，及徙官广陵、求颍后“滁之山林泉石与杜君共乐者未尝辄一日忘于心”，文字清婉，可见欧阳修贬滁后的心境与交游。此明蓝格钞本以选文附批语的形式保存了欧阳修书信体散文的面貌，所选诸篇多涉及北宋庆历前后谏诤、党争、文章观念、金石编纂及士人交游，批语虽简短而时有见地，对研究欧阳修散文的接受史、明代文选编纂及蓝格钞本形态具有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