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

《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是北宋王安石文集的明代刻本，由临川知县应云鸑于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刊刻。卷首保留两篇重要序文，为理解本书的版本源流、编纂经过与明代王安石评价提供了直接材料。第一篇为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序中首先梳理唐宋古文统绪，称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唯韩昌黎，柳河东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序中特别推重王安石，称其“才优学博而识高，其为文也度越辈流，其行卓其志坚，超超富贵之外无一毫私欲之汩，少忱至老死如一”。序文还述及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流传：宋政和间官局编书志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靖康之祸官书散失，而私集竟完，然其本不如欧集、曾集、老苏大苏集盛行。吴澄又指出，同时文人虽意见素异，尚且推尊公文、口许心服，而后来卑狭之士不满其相业，因并废其文，正应了王安石生前所叹“流俗胡乃朽公之死后而犹然也”。序末交代金溪危素好古文，慨公集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总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并请吴澄序其成。吴澄序还从“名实”角度评论王安石相业，称其负盖世之名、遇令世之主，君臣密熟殆若管葛，然其学虽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学，才虽优所未能者伊周之才，因其未明未能自少、己明己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遂成其蔽；并认为一时议公者非偏则私，唯二程朱陆四子之论足以宝千载是非之真。这些议论不仅是元人对王安石的接受史材料，也说明《临川集》在流传中始终与对其变法和相业的评价纠缠在一起。

第二篇为章袞《新刊王临川集序》，作于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序中交代刊刻缘起：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因章袞为邑人，宜有以序其事。章袞自谦末学，但认为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言核而精、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然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其端绪曲折尚有未暇及者，故不敢过避。序文由此展开对王安石相业与新法的长篇讨论，认为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王安石与神宗之事乃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章袞详述宋自燕云尽失、契丹强于北、元昊继起于西，不能数战则势不得不求和，转输金缯岁不赀；治平、熙宁之际上刓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为，王安石以节行文章大过人，道德经济又独惓惓以身任之。序中逐项讨论常平仓、青苗钱、保甲、雇役、均输、市易、户马保马、熙河之策、割地畀辽、方田等新法，或引司马光、苏颍滨、苏东坡、韩绛、吴充等言论，辨析新法背景与争议所在，认为青苗钱之放所以救常平之弊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保甲之法在于训练齐民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雇役法有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均输、市易、户马保马、熙河等亦各有其现实针对。章袞同时批评当时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并及其法尔”，指出台谏借此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甚至同一人前后牴牾；但他也指出王安石不能无罪，如欲速之弊、自用之弊、以诛罚胜异论、用章吕等，皆公之罪。序末称“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并引草庐“星海岳”之喻为定论。由此可知，本书不仅是一部王安石诗文别集，其卷首序文还构成一篇颇具规模的王安石评价与熙宁新法论辩，具有文学、史学与思想史的多重价值。

版本方面，本书为明嘉靖丙午（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应云鸑刊本。临川为王安石故里，邑侯刻其文集，具有地方文献整理与乡贤表彰的意义；卷首保留吴澄元序与章袞明序，也显示此本在文集流传中汇录旧序、重刊新序的版本特征。本次仅见前20页，所见以两篇序文为主，正文卷次、篇目、目录及全书内容尚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