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文略十二卷 附六家始末一卷 卷十一

本卷为《六家文略》卷十一，卷端题“六家文略卷之十一”，署“武進荆川唐順之纂，無錫門人少山蔡瀛輯，蔡望卿虧甫校刋”。源文件名标明全书为“六家文略十二卷附六家始末一卷”，本卷为其中第十一卷，所收主要为苏子瞻策论。前20页所见篇目有《策略一》《策略三》《策略四》《抑侥幸策》《劝亲睦》《省费用策》《蓄财用策》等，皆属苏轼议政论治之文。各篇围绕北宋中期政治积弊展开，涉及治乱常势、立法任人、人主自断、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抑制侥幸、亲睦宗族、节省费用、蓄积财用等议题，集中体现苏轼对当时国家形势、吏治、财政、宗族与社会风俗的观察与主张。

《策略一》开篇即言“天下治乱皆有常势”，认为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乱臣割据、权臣专制、四夷交侵等患，虽害民蠹国，然其害有状，其救有方；真正可忧者，在于“不知其然而然”，即国家虽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文中以医病为喻，称庸医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望而惊，指出病根深者非卤莽因循所能去。又论西汉之衰，其君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晏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故日趋于亡而不自知。由此主张天子当赫然奋其刚明之威，先自断于中，使智者效谋、勇者致死，然后论所以为立之要。

《策略三》提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难明，而天下所以乱。苏轼认为当时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但天下不大治者，失在任人而非法制之罪。文中举贾谊、董仲舒、晁错及庆历求治等事，说明人主用贤不疑、贤者尽心竭才之难，又主张如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那样，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心。《策略四》承前而论，主张天子与执政大臣相得无疑后，当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文中批评“宽深不测之量”与“好言中庸之道”两种庸论，认为有劝有沮、有喜有怒，然后有间可入，智者才者得为谋用；又辨古之中庸与乡原之别，强调淬厉天下、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贤。

《抑侥幸策》论人君予夺当自我而不牵于众论，指出当时吏多阙少，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去者、伺者相望，导致贪吏常多而不可禁；主张取之至宽、用之至狭，慎重召见改官之日，使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劝亲睦》主张复古代小宗之法，以收合天下不相亲属之心，认为民相与亲睦为王道之始，秦漢以来法令峻急，使民离其亲爱欢欣之心，故礼让之风息而争鬬之狱繁；欲民爱身，莫若使其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而教民和亲必始于宗族。《省费用策》与《蓄财用策》则论国家财政，称天下未尝无财，财之不足多由用之不节；以周之兴衰、小民之家为喻，主张节用以廉取，反对尽取山陵林麓、关市盐铁酒茗之利，又举郊赦赏赐、老佛之宫、都水监、发运使等无益之费，请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

本卷所收苏轼策论，既是研究苏轼政治思想、宋代策论文章与北宋中期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文本，也因经唐顺之纂辑、蔡瀛辑录、蔡望卿校刊，而具有明代文章选本与评点传播史的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