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唐韩愈撰，唐李汉原编，宋朱熹校勘，明正统戊辰（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刊十三行本。本次提取前20页，卷首主要可见朱熹《考异序》《集序》、李汉序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传》等。

据朱熹《考异序》，南安韩文出莆田方氏，近世号为佳本，然朱熹仍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而多折衷于三本。所谓三本，即杭本、蜀本、旧阁本。朱熹指出，欧阳修曾言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如罗池碑改“步”为“涉”、田氏庙改“天明”为“王明”之类。欧阳修自儿童时得蜀本韩文于随州李氏，其书已故弊脱略，则摹印之日与祥符杭本未知孰先孰后，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孙明矣。然而欧阳修犹曰“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至于秘阁官书，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抄、一时馆职所校，所传者岂真作者手稿，而是正者岂尽刘向、杨雄之伦。故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应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朱熹又言，韩子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读者或未得此权度，则其文理意义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朱熹于此书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存之，以待览者之自择，虽或窃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称，此集今世方多不同，惟近岁南安军所列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别有《举正》十卷，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无。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之，而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至于《举正》，则又例多而词窝，览者或颇不能晓知。故朱熹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方氏序只云“目为昌黎先生集”，诸本亦多无文字者，今从之；后凡从方氏者不复论，所不同者乃著之。

李汉原序述文者贯道之器，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咏歌、书礼剔其伪，皆深矣乎。秦汉以前其气浑然，迨司马迁、相如、董生、杨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至后汉曹魏，气象萎薾；司马氏以来，规范荡悉，谓易以下为古文，剽掠潜窃为工，文与道蓁塞，固然莫知。韩愈生于大历戊申，幼孤，随兄播迁韶岭，兄卒，鞠于嫂氏，辛勤来归。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其文汗澜卓踔，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其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辞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世。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先生讳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余在国史本传。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传》引宋景文公、李翱行状、皇甫湜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年谱、程俱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等，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传中详考韩愈世系，称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又辨昌黎、南阳、河阳等地望，引董逌、孔武仲、王铚诸说。传中记韩愈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生大历三年戊申。七岁好学，言出成文。贞元二年年十九始至京师，八年登进士第，年二十五。历任董晋宣武节度观察推官、张建封武宁节度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论宫市、天旱人饥贬阳山令。顺宗即位，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后为真。改都官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平淮西为行军司马，迁刑部侍郎。宪宗迎佛骨，上表极谏，贬潮州刺史，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传中于潮州逐鳄鱼、袁州赎男女为隶等事均有详述。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