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全集

本书为《东坡全集》，源文件著录为宋苏轼撰，明三韩蔡士英校刊本。卷首保存有万历丙午年间焦竑、茅维两篇序文，以及《赠太师诰词》《御製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宋史本传》等重要附录，虽本次仅见前20页，但已可据以了解该本的编纂缘起、版本面貌与苏轼文集在明代中后期的整理刊刻情况。

焦竑《刻苏长公集序》从“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立论，强调苏轼之文并非徒以工博取胜，而是能“妙解投机”“精潜应感”，将经史、佛道、易理融会于文章之中。序中提到苏轼少而能文，以贾谊、陆贽自命，后从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语而好之，心凝神释，悟无思无为之宗，因而横口所发皆为文章，肆笔而书无非道妙。焦竑还提到“经解余向刻于沧州”，茅君孝若复取诸集合为此编，并属其作序，可见此本与明代焦竑、茅维一系的苏集整理活动有关。茅维《宋苏文忠公全集叙》则从文学史流变入手，论唐宋八家与眉山苏氏之关系，称“眉山氏居其三”，又述及苏轼元丰间被逮、文之秘者多弃去，至高宗嗜其文，彚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茅维称当时楚越并非善本，遂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总七十五卷，各以类从，称《苏文忠公全集》。这些序文是考察明代苏轼文集编纂、补遗与刊刻源流的重要资料。

卷首《赠太师诰词》为皇帝追赠苏轼太师之制词，称其“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远追正始，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并述其嘉祐全盛时膺特起之招，熙宁纷更时陈长治之策，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其后《御製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署“乾道九年闰正月望，选德殿书赐苏峤”，赞其“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称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放浪岭海而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雄视百代，自是一家。

《宋史本传》署“元史臣脱脱撰”，记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岁，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寘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苏轼之才远大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后取而用之。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会洵卒，賻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反对，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轼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会上元勑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其论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均输等，皆据理力争，言辞剀切。由此可略见本传所载苏轼早期仕履、政治主张与文学交游。

要之，此本卷首汇序、诰词、御赞、本传于前，正文当为苏轼全集分类编纂，具备明代苏集整理与刊刻的典型特征，对考察苏轼文集版本源流、明代出版文化及苏轼接受史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