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圣帝君全书十卷 第二册

《关圣帝君全书十卷 第二册》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本，霞谷道人编。本次OCR仅提取前20页，实际内容为卷二，卷首有目录，正文包括《关圣帝君自序》《韩文公昌黎伯序》《重刊明圣经序》、圣帝独坐像、正心宝诰、圣帝关少帝周将军像、阳真宗大会王赵廖三将军像、圣帝张仙王天君像、灵应张仙宝诰、护法王天君宝诰、关圣帝君宝诰、净心神咒、净口神咒、净身神咒、净天地神咒、安土地神咒、启请赞、《明圣经并正解》《唐真宗大谱》等。本书以关圣帝君信仰为核心，汇集宝诰、神咒、经典、图像与序跋，是清代民间宗教、劝善书与关帝崇拜的重要文献。

《关圣帝君自序》以“君曰”开篇，称“天地无私，善恶昭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神道设教，借此以传”，解释“明圣经”三字之义：“明者如同日月普照乾坤，无物不到，使我心性常怀不昧，灵台洁净，打扫如同宝镜一般，明心见性，故曰明”；“圣者昭然也，参天化育，千古忠肝义胆，万载圣神，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经者敬也，恭敬身心，时时不忘乎根本，刻刻常存于孝弟，敬谨这个心田，庶几近于礼义，勿贪勿淫是也”；又释“明圣经三字经者常也，乃纲常之大道，历久不变者也”。自序称“吾奉皇敕令降于高珙等处，今蒲邑刊印无序，吾同孚佑降此辩明三字为序”，末署“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八日降”。此序将关帝信仰与纲常伦理、孝弟敬谨、明心见性相融合，体现清代关帝劝善书的伦理化、心性化倾向。

《韩文公昌黎伯序》以韩愈口吻称“为千古振纲常，为百代励名节，语孟而外其惟桃园经乎”，谓《论语》《孟子》所载无非忠孝廉节数大事，而关帝“桃园经”亦以忠孝廉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朗朗著之经典，流传于世”；又称此经“不患传之不远，特患刊之不多”，勉励“多送此经者当思正己化人之意”，“观诵此经者宜励躬行实践之修”，末署“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秋七月初五夜降于定邑石镇大龙山”。此序借韩愈之名抬高《明圣经》的经典地位，强调刊印、奉诵与躬行实践，是鸾书降笔与劝善流通的典型表述。

《重刊明圣经序》由江南提督刘光才于光绪三十三年孟秋月朔序于松江提署西斋。序文先论“大道不言而成化，至言无文而情真”，继而赞关帝“精忠贯日，大义擎天，运筹帷幄，战克攻取，荡除群奸，拯生民于水火，挽炎汉之狂澜”，又称其“英威彰于中夏，不以人神卸其责，不以升降改其衷”，降笔人间垂教后世，“明白易晓，即妇孺闻之亦知亲其亲而长其长，为天地赞化育，为群品立性命，为纲常作主宰，为道德发光辉”。序末附赞，称“天地正气，河岳精灵，钟于夫子，纲常仪型，精忠大义，千古一人”等。序后三日有“皇帝驾临至善坛鸾谕”，评刘修元所著序“开首一段议论警辟，意味闳深”，“中间气疏以达，简洁详明，入后赞颂得法，不蔓不支”，并命“付之梨枣，俾贤愚共识会心”。此序与鸾谕反映光绪间关帝鸾坛活动、刊印劝善书与地方官员参与的情形。

正文《明圣经并正解》部分以“命巡行”发端，称“深悯人心陷溺，或怀叵测，或任尖深，或似豺狼，或同蛇蝎，不知人灵万物，实惟心宰一身，下手功夫，当头要务”，并举虞廷精一、孔氏操存、佛法曰明、道家曰贞，“虽有殊途，原归一致”。其核心在“心”：心果坦平，处处皆为坦地；心如危险，纷纷自蹈危机；心巧受祸更巧，心多失意尤多；心原执拗，平遭异祸；心实奸邪，心气不和。又劝“富者心殷周济，贵者心尚谦恭，贫者心守勤俭，贱者心怀廉耻，事父兄心惟孝弟，待朋友心尽忠诚，勿心存悭吝薄视姻亲，勿心好钻营厚交势利，勿貌善心恶，勿口是心非”，末劝“勉种心田”“广培心地”“急早心回，务期心得”。这些内容以关帝降笔形式宣讲纲常伦理、心性修养与善恶报应，语言通俗，面向妇孺大众，具有鲜明的劝善书特色。

本书图文并茂，既有圣帝独坐像、关少帝周将军像、王赵廖三将军像、张仙王天君像等图像，又有宝诰、神咒、启请赞等仪式文本，兼具信仰实践、经典诵读与伦理教化功能。其序跋涉及嘉庆、道光、光绪间不同时期的降笔与重刊过程，反映《明圣经》在清代民间社会长期流传、不断重刊的情形。作为关帝信仰与鸾书劝善文献的汇编，本书对研究清代民间宗教、关帝崇拜、劝善书流通、心性伦理及地方官员参与鸾坛活动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卷二后续内容及其他各卷待补。